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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监察思想述评 [摘要]武则天统治时期，注重监察制度建设，不拘一格提拔监察官吏，吏治清廉，民风清明，上承贞观，下启开元，为中国古代历史盛世的出现夯实了统治基础，对当今的反腐倡廉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武则天；监察；酷吏 武则天出身庶族，身为两代后妃，却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她的统治上承贞观、下启开元，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历史全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主政的四十五年间，①“统治集团内部虽然矛盾重重，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武德、贞观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唐朝仍然沿着富强的道路前进。这与高宗、武则天的各项措施密切相关。高宗颇有作为，但由于他实际执政的时间不长，所以，武则天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1]武则天的统治能够取得如此恢宏的成就，和她重视监察制度的建设密不可分。她加强御史弹劾系统的职官设置，重视谏官的言谏系统，不拘一格选拔监察官吏，并设置拾遗、补阙等官职，对皇帝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深究这套制度设置的初衷，便可以挖掘出武则天的监察思想，这也是本文着重论述的内容。 一、武则天监察思想的主要内容 武则天监察思想的核心是加强和巩固其统治，为此她不惜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异己，大有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姿态，就连宗室贵族甚至亲生骨肉稍有反心也难逃厄运。具体而言，武则天的监察思想主要反映在如下方面： (一)重用酷吏，奖励告密 《尚书·牧誓》有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将女性干预政事视为国之将倾的不祥之兆。因此，身为女性的武则天临朝称制，自然要面对政敌们的攻讦，甚至是军事政变。武则天挫败的军事政变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高宗死后，武则天任意废立皇帝，欲改朝换代时，徐敬业起兵反抗，最终兵败。第二次起兵反抗武则天的是李唐宗室，垂拱四年，武则天自加尊号“圣母神皇”，唐宗室诸王感到岌岌可危，于是募兵反抗武则天，但是由于实力所限，再加上未准备充分，因此这次起兵以多位李唐宗室诸王身遭就戮而告终。 挫败徐敬业的叛变之后，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遂大兴告密之风，是时，“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资治通鉴·唐纪十九》)一时间，“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在奖励告密的同时，武则天还重用酷吏，加强对官吏的监察。武则天所倚重的酷吏，大多道德品质败坏，如衡水人王弘义外出游玩时，他见到一个村子里乡民聚会，便诬告这些人谋反，使二百多人全部被冤杀。而他则因告密有功，被授予游击将军官衔，旋即又提拔为肃政台的殿中侍御史。(《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这些心狠手辣的酷吏大肆制造冤狱，诛杀无辜，就连狄仁杰、魏元忠等忠心耿耿的大臣也在劫难逃，幸得武则天的亲自过问才脱离险境，但是仍然遭到了贬谪。(《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武则天重用酷吏的六七年间，“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世人对残暴的酷吏痛恨至极，神功元年，来俊臣被弃市，“仇家争啖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蹋成泥”。(《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二》) (二)加强地方监察，遏制腐败 加强地方监察对有离心倾向的地方官吏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更重要的是，加强地方监察有助于遏制腐败。早在西周时期，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就发端出“敬天保民”的真知灼见，一代明君唐太宗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并引用孟子的良言“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尤水也，君尤舟也”，以此告诫太子处理君民关系的重要性。(《资治通鉴·唐纪十三》)武则天在潜移默化中发扬了这一思想，官吏的优劣关乎民心向背与社会治乱，如果不将地方官吏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后果不堪设想。天宝年间，地方监察大权旁落，节度使独大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全国上下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由此说明了加强地方监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武则天主政前的唐代地方监察权过于分散，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依山川形势，设置十道。派遣大臣以黜陟使、采访使、巡按使、按察使等名义巡察地方，然而这些临时性质的官员一旦出京，朝廷鞭长莫及，因此常常形成监察官员与地方官员官官相卫、结党营私的恶果，这一现象在贞观后期尤为普遍。武则天从改革御史台入手，加强对地方的监察。唐承隋制，设置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其设置的主旨在于“正朝廷纲纪，举百家紊失”(《唐会要·御史台》)，主要职责是负责检校、弹劾自宰相以下各级违法官员。唐初御史台监察的重点是京城各级官吏。光宅元年，武则天将御史台更名为肃政台，并分设左右肃政台，大大加强了肃政台的权力。左肃政台专司纠察中央百官和军旅，右肃政台专门负责京畿地区和地方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