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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演变 思维是文化类型各特征的集中，同时在不同领域对这一文化类型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限制作用和广泛的影响。 由于自然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组织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因而,各民族的思维也是各有特色的。希腊人倾心于严整的自然秩序,从而擅长于认识论和逻辑学;印度人想往天国的神秘,使佛教日臻完善;中国人则习惯于经验理性,顿悟直觉,从而使中国远在古代,就在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人的这种重顿悟直觉,一切诉诸于经验理性的思维方式,使我国的艺术成就令世人瞩目:扁钟严谨的乐律,敦煌莫高窟壁画的璀璨夺目,秦兵马俑的伟伟气势……无不震慑人心。然而,也同样是这种思维方式,却妨碍了中国人对建立严密理论体系的追求;影响了中国人的逻辑思辨能力的发展;堵塞了实验科学的道路(实验和理性的科学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关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妨碍,兹不赘述。在这里,打算围绕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与我国古代的类书的编撰之间的关系,展开些讨论。 在中国古代各学派中,类似希腊人那种力图建造严密理论体系的努力很少见到。哲人们的思想多以“语录体”出现。从《论语》、《孟子》等先秦诸子书,到二程的《粹言》、宋熹的《语类》等宋明理学家的著述,以及《癸已类稿》之类清朴学家的考证作品,多是化金断玉的缀合。它们构成了中国文化典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