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中的妖异行为.docxVIP

传统社会中的妖异行为 “所有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保护和巩固社会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p1）。为防止来自各方面因素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历代都以法律的形式对民众的言论、行为进行规范。本文所涉及的妖异事件是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 这些现象也是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和法制史等领域学者的关注点之一。1尽管历代律法对制造、传播、收藏“妖书妖言”等妖异行为有严厉处罚, 但是仍然不能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明代也不例外。《大明律》有专门针对“造妖书妖言”、“禁止师巫邪术”、“术士妄言祸福”等行为的立法, 但随着明代社会的变动和政权的式微, 明中后期妖异事件却不断增多。特别是在宦官专权非常严重的成化、万历时期, “妖书妖言”等妖异事件及其影响非常严重。万历朝的“妖书”案事关国本, 学术界从政治史等角度入手已经有了相关研究成果。2但成化年间的妖异事件仅有少量成果,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3, 对明成化年间的妖异事件作进一步地考察。 一、 其他特定人员 “妖言”即制造对统治不利的言论并通过传播达到惑众的目的, 进一步发展则会导致谋逆、反叛等事件的发生。明初, 明太祖继承了历代巩固政权的做法, 颁布了《大诰》等律令。在此基础上, 经过不断完善, 于洪武三十年颁布了《大明律》。《大明律》对“造妖书妖言”有非常严厉的惩处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 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 杖一百, 徒三年”(P309)。在实践中, 明政权也积极采取措施打击此类犯罪活动, 除司法机构外, 厂卫等特务机构也有发现、缉捕妖言惑众者的职责。即使如此, 太祖之后的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时期妖书妖言事件仍然不断发生, 这些事件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 对政局造成严重影响。如始于正统时期的“刘通”谋反案, 直到成化二年才处理结束。(P627) 明宪宗成化时期, 无论是妖言案的数量、后果还是影响, 都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时期。 成化元年, “妖人赵春、张仲威伏诛。春, 宁夏中护卫军余, 游食山东及京畿间, 自称宋后, 与景州人张仲威等倡造妖言, 众颇信之。久而事觉。至是, 诛于市, 枭其首示众。时方重妖言之禁, 缉捕者例得官赏, 盖自是犯者多矣。”(P361)这表明成化之前及成化初期的妖言事件非常多, 为了打击、禁绝制造并传播妖言的行为, 政府还采取了奖励、提升缉捕人员的办法。(P1725)此材料中赵春的身份是宁夏中护卫“军余”, 其活动范围在山东及京畿等地, 其倡造妖言的目的应当说是“游食”。从史料记载看, 不仅是“军余”, 其他人员如平民、流民等也是妖言的制造、传播者。成化六年, “山西交城县民孙关儿等以妖言惑众, 缉事者获之, 命依律处死, 其党赵洪等悉发边卫充军, 情轻者杖而释之。”(P1609)此案中的孙关儿是普通民众, 其活动地区在山西。此外, 统治阶层内部也有“妄言惊惑人心”事件发生。成化二十二年, “中书舍人梁荫有罪……言尹旻父子之去, 已实发其事, 因言其党犹有当黜者。缉事官校廉得之, 下荫锦衣卫狱, 比律论罪当死。有旨:‘荫妄言惊惑人心, 本当重治, 但系比律, 姑贷其死, 发原籍为民。’”(P4797)尹旻父子因佞幸李孜省诬陷而被下狱, 此事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论述。除外之外, 还有佛教、道教教职人员参与妖言制造及传播。成化七年, “陕西民李奉先等四人以妖言伏诛。初, 奉先为僧, 张迩考以星命推其后当极贵, 于是刘葫芦王牛家二人助之, 遂造妖言。集强悍之人同谋作乱, 行至商县, 事发, 按察司械奉先等送法司议, 拟如律, 诛之。”(P1786)由此可见, 妖言制造、传播者的身份不仅是军余、普通民众, 还包括统治阶层人员及其他人员。妖言的传播范围及妖言制造、传播者的活动范围也会由一地扩展到其他地方。从以上妖言案件的程度和后果来看, 并未导致谋反事件的发生, 但是明廷在处理时仍然从严从重处理。 由于制造、传播妖言人员的身份非常复杂, 其活动地点也在不断地转移。因此, 妖言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也导致了谋逆事件的发生。成化十年二月, “山西灵石县民李铎造妖言惑众, 自称金盆李氏, 结党有不轨意。事觉就擒, 下法司拟罪, 作斩。”(P2393)面对日益多发的妖言惑众事件, 为了加强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和对谋逆事件的打击, 明廷也注意运用已发案例从舆论上进行宣传, 以达到惩戒的目的。成化十年四月, “直隶东光县民刘通等四人以妖言谋反诛, 命都察院书其罪状, 榜禁天下。”(P2421)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一, 妖言的来源主要有三种, 一为社会底层;二为统治阶层;三为其它阶层 (宗教阶层等) 。第二, 妖言传播制造者也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为普通民众、军士、流民等;二为贵族及士大夫等;三为宗教人员等。第三, 从妖言的内容看, 除了社会底层传播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