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两个全译本的文化翻译策略对比研究.docxVIP

《红楼梦》两个全译本的文化翻译策略对比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的“文化转型”成为国际翻译领域的一个变革。 (Gentzler, 1993:77) 我国早在三十年代, 鲁迅 (1935:246) 就强调翻译“不但移情, 也要益智……必须有异国情调, 就是所谓洋气”。瞿秋白 (1931:216) 主张翻译“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他们实际上已经具有文化翻译的理念, 而很多翻译工作者的翻译实践本身则早就体现了文化翻译的原则。本文拟通过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及戴维·霍克斯所译的《红楼梦》的两个全译本的比较, 来探讨有关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其制约因素。 1 杨宪益妇及至克斯 《红楼梦》是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宏篇巨著, 涉及医药、园林、建筑、书画、诗词、烹调、服饰、花草、古董等各个方面, 文化信息极为丰富。杨宪益夫妇及霍克斯在各自的译本中都十分重视传递文化信息, 且都有生花妙笔和独到之处。由于篇幅限制, 我们仅仅选择二者在处理文化信息的方式上有着明显差异的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以求获得一些关于文化翻译的启示。 1.1 红色是对中国人和西方社会现象的会爱和形象联想 一看两个全译本的封面就可感觉到译者对书名中“红”字的处理差异, 杨译本的保“红”译法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及霍译本的去“红”译法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绝非信手之笔, 而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的必然取舍。红色对中国人和西方人会产生不同的联想。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表示喜庆、幸福和吉祥, 但在英语国家的人眼中, 绿色和金黄色具有类似的联想意义, 而红色则意味着流血、危险或暴力。霍克斯通过舍《红楼梦》取《石头记》巧妙地在书名中避译了“红”字, 却避不了书中大量的“红”字, 于是又采取了变色译法, 果断地把红色改为西方读者容易接受的绿色和金黄色。他除了在the Fairy Disenchantment Performs the Dream of Golden Days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中把红色变为金黄色以外, 在其它更多的场合变红为绿。于是在他的笔下, “怡红院”成了“怡绿院”, “怡红公子”也摇身变为“绿色公子”了。 1.2 “最大异物” “龙”与dragon根本不是对应词, “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 (《辞海》:1656) , 而dragon却是西方“传说中的有翼、能喷火的巨大怪物” ( LDCE:309 )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对于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杨宪益来说, “龙”字自然不可漏译。然而, 霍克斯深知dragon 在西方文化中带有邪恶的象征意义, 自然不能出现在水溶的赞语中, 否则原作中溢美之词岂不在西方读者眼中成了诅咒之言?所以“龙驹”二字, 并非霍克斯漏译, 而是他刻意不译。 尽管“凤”与phoenix也不是对应词, 但它们都指传说中的神鸟, 而且喻义又有一点重叠 (前者喻“圣德之人”, 后者喻“有超凡品质的人”) , 因此两个全译本对“凤雏”的译法相同就不足为怪了。 1.3 对不平等思想的批判 在中国封建社会, 妇女的地位很低。所谓“三从”, 是指妇女应“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所谓“四德”, 是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杨译本把“三从四德”译为wifely submission and virtue, 抓住了“从”与“德”两个核心词, 可谓十分简洁到位。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 人与人平等的思想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出现, 文艺复兴使之根深蒂固。霍译本只译“德”而不译“从”, 是译者对不平等思想的间接抵制。两种文本对于“贤惠”的不同处理 (obedience vs. wifeliness) 也许出于同样缘由。 在古代中国, 人们的地位尊卑观念非常严重, 个性内敛被视为美德, 恃才侮上则常遭众人诟病。西方文化不仅崇尚平等, 而且提倡个性张扬。有趣的是, 对于贾雨村的“恃才侮上”, 杨译本选用贬义词 (arrogance 和 insolence) 翻译, 而霍译本却选用中性词或褒义词 (intelligence 和 outwit) 翻译;对于同僚的“侧目而视”, 杨译本表达为“投以鄙夷的目光” (view with disfavor) , 而霍译本却表达为“投以羡慕的目光” (cast envious glances) 。两个全译本对于与道德观念有关的词语翻译的褒贬取向, 不能不说与译者本人的道德理念有着一定的关系。 1.4 “灵魂拯救”:西方主流宗教意识vs西方宗教 杨译本保留了原作中的“追求成仙” (long to be immortals) 的道教观念, 而霍译本却使之转化为“追求灵魂拯救”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的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