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墓志铭》中的刻经内容.docxVIP

《房山石经墓志铭》中的刻经内容 虽然《方山经》的研究非常丰富，但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经》的起源、历代的起源、地方志的分类和研究、起源的考证、版本的考证等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对当地社会组织、经济和贸易、区域流动等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地方社会组织、经济和贸易的局部思考。而有关唐代幽州军人的佛教信仰及其与房山云居寺的佛教发展诸问题则缺乏专文讨论2。本文的研究主旨是通过对《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的文献考察,探讨唐代幽州军人,主要是天宝以来幽州军人对房山云居寺的刻经贡献、刻经诉求的内容特点,并发掘隐藏在题记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一、 云居寺刻经群体的贡献 房山云居寺位于唐代幽州之范阳县,大历四年(769),析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三县置涿州。3故云居寺自大历以来,便归属涿州。《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共收入云居寺的碑刻和题记6800余条,题记的写作时间最早为唐贞观二年(628),最晚为民国时期,前后延续了一千三百年。如此完整的题记,对于我们研究唐代幽州军人的佛教信仰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幽州地处边隅,唐代自天宝以来,当地便由军人掌握政权,直至唐代灭亡为止。此地自安史之乱后一直处于割据状态,长庆年间以前,主要与朝廷对抗,发生了一系列对抗战争,如朱滔等人的四王之乱等;长庆之后,虽然与朝廷处于相对的和平局面,可是内乱不止,军事变乱不断发生。因此,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当地军人与全国军人的奉佛形式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共同之处,4然则地域特色也决定了唐代幽州军人的奉佛,自然会带上一定的本土特色。由题记汇编来看,盛行刻造石经无疑是其显著特点之一。然则笔者此处所要探讨者,是唐代幽州军人在房山石经的刻造过程中,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房山石经刻造数量庞大,有唐一朝,其刻经群体除了当地民众和僧侣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军人的贡献,毕竟他们是当地政府的掌权者。笔者对此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第一部分“碑和题记”(第1-19页)中,唐代部分共23条题记,其中军人题记4条,军人及其家属题记2条,军人与其他民众共同参与的题记4条,接近半数的比例,显示了军人及其家属在云居寺刻经中的重要角色。此外,在唐代云居寺巡礼碑题记中(共19块巡礼碑),军人明确参与者15块碑文,显示了幽州军人在房山云居寺的巡礼活动中,也占据着极为显赫的位置。由石经题记可以看出,在巡礼活动中,军人与民众的阶层差异消失了,他们共同在寺庙里奉佛祈福,故才会有军民共同巡礼题记的产生。 第二部分《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题记,唐代部分共有825条(注:凡引文中云几石同文者,则根据数目统计为几条题记),其中军人及其家属的题记有84条(有1条为外地军人及其家属题记,降郡永康府折冲并营田副使陈留、陈良题记,见第106页),军人与民众共同参与的题记有19条(其中1条为外地军人,即大历十三年,778年,易州游奕使王□□等军民题记,第110-111页。此时易州已不属幽州镇管辖);占了约12.12%的比例。虽然幽州军人表面上在《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刻造题记中位置不显赫,但是其所刻石经数目通常较为庞大,绝非一般的普通民众可比。如天宝十二载(753)前后,上谷郡修正府折冲何元辿捐经题记共18则,所刻经石537条;幽州节度使刘济从贞元五年(789)至元和四年(809)的二十年中,捐刻的文字明确的题记有21则,所刻《大般若经》就达百余卷;在大和元年至咸通四年(827-863)30余年间,幽州地方军政要员杨志诚、史再荣、史再新、杨志荣、史元忠、史元宽、张允皋、张允伸等先后刻了百余卷石经。5总之,军人为祈福等心理需求为云居寺所刻石经数量非常可观,而一般民众一次性所刻石经一般为一条。故就所刻石经数量而言,幽州军人对云居寺的贡献巨大;也显示了云居寺得到了来自当地军界,尤其是当地高层军界要人的支持,这更增加了云居寺的权威和影响力。 第三部分“诸经题记”(唐)部分共217条,其中军人及其家属的题记77条,军人与民众共同参与的题记29条。军人及其家属直接刻造或参与刻造的诸经题记占了第三部分的半数左右。而且军人在诸经题记中所刻石经也同样数量庞大,如开成三年四月八日,幽州卢龙节度使史元忠敬造《善恭敬经》,共刻经10条(第240页);其所刻《卢至长者因缘经》,一次性刻石经10条共28卷(第287-288页);开成五年四月八日,他又与师舅怀寂、亲事兵马使史友信等共同刊刻《萍沙王五愿经》,造经11条共17部(第252页)。 总之,唐代幽州军人对云居寺的繁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军人所刻石经数量庞大。这一事实表明,盛唐至晚唐时期的幽州,军人成了当地佛教事业发展的主要支柱之一,他们也是当地的社会精英和富裕阶层,故才会有额外钱财投入刻经这类宗教信奉支出。而军界要人——节度使的崇奉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佛教发展和信仰热潮。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