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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近代海军创设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和象征，也是中国古代自我完善和繁荣的运动。筹建近代化海军是洋务运动“自强”方面的重要内容,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鸿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1845年师事曾国藩,并得到赏识。1847年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李鸿章奉命办团练,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1860年他率军进驻上海,1863—1866年任江苏巡抚兼南洋通商大臣,后署两江总督、实授湖广总督,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李鸿章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甲午战争之前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企业都与他有关。创建近代海军更是他兴办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笔者只就李鸿章与中国海军近代化方面进行论述。

中国的海军直到明朝时期(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仍处于世界前列。以“骑射”得天下、水军薄弱的清王朝,为应付南明王朝的海上反击,采取“片板不许下海”的坚壁清野政策,使得中国的海军日渐荒废。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的航海技术,尤其是战舰和枪炮制造技术都开始突飞猛进。1793年,乾隆皇帝面对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所赠当时欧洲最先进军舰的模型无动于衷,清朝与当时世界海军近代化进程失之交臂。

海防问题是近代中国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而提出的全新课题,鸦片战争改变了我国历代边防多在西北的状况,东南沿海成为近代国防第一线,从而赋予海防问题以近代的意义和全新的内容。海防问题不再是只涉及东南沿海安全的局部性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独立地位和民族发展前途的全局性问题。近代海防建设的首要内容,就是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

近年来,学术界对李鸿章与中国海军近代化的研究成果较多。张家瑞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海军装备建设》(《福建论坛》,1998年第3期)认为,李鸿章在海军的建设和运用中对舰队的统一组织指挥认识不够,这是他创建近代海军失败的根源。黄新田的《论李鸿章在创建中国近代海军中的作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论述了李鸿章的海军建军战略:筹集充裕资金,为创建近代海军打下坚实的基础;购买与自造相结合,使海军建设逐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重视培养、选拔海军所需人才;坚持“权自我操”。1880年以前,李鸿章以无钱买舰、无人驾驶、无坞修船的“三无”为借口不主张买铁甲舰而后又积极筹划,购得“定”、“镇”二铁甲舰。对这一现象,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罗肇前的《李鸿章是怎样开始购买铁甲舰的》(《福建论坛》,1993年4期)认为,李鸿章受赫德的误导,几次放弃了购买铁甲舰而代之以蚊子船、碰快船,最后才在刘步蟾、李凤苞的开导和影响下,历尽曲折从德购得“定远”、“镇远”二铁甲舰。张家瑞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海军准备建设福建论坛年期指出刚开始不买铁甲舰,本质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即他从维护没落的清朝统治出发,相信列强说的“国际公理”和遵守与其缔结的条约,就能保持相安;后又主张买,是由于发觉受了赫德的骗,接受了刘步蟾购舰的建议,并看到购舰可以扩大淮系的势力。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的代表作,该书认为李鸿章在中国海军的创建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就将在以上成果的基础上,从近代海军的创设筹备阶段、具体创办阶段、培养和训练海军人才、李鸿章在中国海军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李鸿章与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关系。

一、清末内部关于军火问题的争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清廷内乱刚平,外患又起。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这一时期边疆危机非常严重,日本“逼于东南”,俄国“环于西北”,“外警之迭起环生者,几于无岁无之”。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清政府大为震惊,国内要求加紧建立海军的呼声一度高涨,总理衙门呈上切筹海防的奏折,提出了练兵、简议、造船、筹饷等六条“紧要机宜”,并请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讨论。时势迫使清政府将视线转向对外,筹办海防,建立海军。奕ue844说:“日本兵抚台湾,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彼时各疆臣因防务未集,骤难用兵,均以彼有此船,中国无此船为可虑之尤。自台事就绪,而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2)

在海防之议中,除左宗棠与李鸿章关于是否应在重视海防的同时收缩西北塞防、放弃西北边疆的争议之外,清政府内部就海防本身的军国大计方面还存在着两项原则性争论。首先,是建立一个统管全国海防的海军部,还是将全国海防按地域分成几大块;其次,是要不要购买当时战斗力最强的海军主力舰———铁甲舰。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窃计北洋三省设一统帅,即才力倍于臣者,尚虑不能肆应;南洋四省口岸更多,似亦非一统帅所可遍及……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