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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干旱区城市化进程的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中国西部开发战略和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城市化是减轻西北地区生态压力、克服生态脆弱劣势和有效利用资源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唯一途径。加快西北干旱区城市化进程,对同步加快干旱区的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的生态化进程、对于吸纳农村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对于实现“退耕还林还草”目标和“生态移民”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西北干旱区城市化发展受到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资金匮乏、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不足等多重约束,现实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与胁迫。表现为:一方面以干旱区脆弱生态环境为成长背景、以资源开发为主体、具有旱生性特征的城市和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水资源短缺的胁迫,并不同程度地对其本身及周围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另一方面作为城市成长背景、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后,反过来又胁迫城市发展规模和空间结构优化,限制城市化发展的进程,甚至导致城市迁移或废弃。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形成的这种恶性循环怪圈是导致城市化发展水平低下,城市规模小且不完整,城市之间缺少“二传手”,城镇体系结构和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多数城市和城镇辐射带动功能弱,并最终导致工业化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本文以河西走廊为例,分析西北干旱区水资源变化与城市化过程交互耦合的驱动因素及耦合效应。

1水资源环境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在干旱的河西走廊,现有建制市7个(2002年),其中地级城市包括嘉峪关、金昌、张掖、武威和酒泉,县级城市包括敦煌、玉门,共辖建制城镇85个。2001年底总人口483.17×104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25.22×104人,城市化水平为25.91%。这些城市和城镇既是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又是走廊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精华区域。城市化过程不仅包括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也包括城市的进一步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而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社会活动的加强,必然导致城市用水量的增加,城市用水量的增加又会引起区域水资源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进一步城市化进程,而且影响城市周围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城市化。可见,城市化将使人均生活用水量、生产用水量和生态用水量大幅度提高,水资源变化对城市化有着深远的长期影响。

尽管水是任何一个城市兴起和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更是干旱地区城市兴起的关键限制因素之一。但在河西走廊,由于目前尚有取水条件,虽然7个城市都是缺水城市,但每一个城市的发展并不是因水而生,也并不是因水而衰。

1.1由于资源和交通的繁荣和缺乏，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发展加剧

1.1.1第一风力和三作用力是区域社会三大动力点

在河西走廊5个地级市中,没有一个城市首先是由于有水源而建,也没有一个城市由于水资源短缺而停止建设。嘉峪关和金昌兴起的第一驱动力是矿产资源开发,第二驱动力是兰新铁路和312国道等交通通道的建设,第三驱动力是水资源;武威、张掖、酒泉兴起的第一驱动力是古“丝绸之路”,第二驱动力是兰新铁路和312国道的建设,第三驱动力是商贸及水资源。在2个县级城市中,玉门兴起的第一驱动力为石油资源开发,第二驱动力为兰新铁路和312国道的建设,第三驱动力为水资源;敦煌兴起的第一驱动力为旅游资源开发,第二驱动力为党河水资源和地下水,第三驱动力为敦煌国际机场。

1.1.2城镇发展的第二动能

由表1看出,在役使河西走廊城镇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中,85个城镇中有42个城镇因兰新铁路、甘武铁路、312、327、215国道和古“丝绸之路”而起而存,占城镇总数的49.41%,9个城镇因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开发、农副产品加工而生而存,占10.59%,5个城镇因少数民族集聚而生,占7.66%,三者合计占城镇总数的67.66%。只有不到1/3的城镇是由于地表水资源、地下水、人工水库、引水干支渠等的存在而建。在役使城镇发展的第二驱动力中,85个城镇中有11个城镇因兰新铁路、甘武铁路、312、327、215国道和古“丝绸之路”而起而存,占城镇总数的12.94%,31个城镇因工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商贸而生而存,占36.47%,3个城镇因资源开发和科研而生,占3.53%,三者合计占城镇总个数的52.94%。只有47%的城镇是由于地表水资源、地下水、人工水库、引水干支渠等而建设的。

1.1.3军队交通影响

水资源空间分布决定了部分城市的空间布局,使得一些城市或城镇沿河流分布,但绝大多数城市和城镇沿交通线分布,交通对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部分工矿城市在原料地分布。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今天和未来,受交通和水资源等的综合影响,城市形成的现状空间格局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不变。

1.2河西走廊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平均水平以产业集聚为基础,工业形态与工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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