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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

杜贵晨

中国古代小说多有从形式上看来经过三次重复才能完成的情节,著名的如“刘玄德三顾茅庐”、“宋公明三打祝家庄”、“孙行者三调芭蕉扇”,等等。这种情节的特点是同一施动人向同一对象作三次重复的动作,取得预期效果,笔者称之为“三复情节”。（《醒世姻缘》有情节的多次重复）

三复情节源于中国先民对数字“三”的特殊认识。世界各古老民族一般在很早就都有了“数”的知识,并且至少有古希腊罗马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中国先秦的哲学家曾尝试用“数”的观念来把握世界。在中国,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称“万物之数”(《系辞传》),则万物莫不有“数”;又说:“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即是说万物变化莫不由“数”。由此产生“数术”,《汉书.律历志》:“伏羲画八卦,由数起。”《周易》设卦成象,“参天两地而倚数”,就是一种“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广矣大矣”“至矣”之“数术”,故有“宇宙代数学”之称。易数之中,“三”有多种意义和特殊地位。它除了是八卦成象的基础数(三爻成卦)之外,还代表天、地、人“三才”,为“三才”之数。在实际生活中,“三才”被理解为崇高和囊括一切的概念。从而作为“三才”之数,“三”逐渐演为极限的象征,成为中国人多方面行动原则的一个定数。即以先秦人最重的卜筮而言,《易蒙》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就是说卜筮只有第一次是灵验的,第二次第三次就不行了。又《谷梁传》僖公三十一年:“四卜,非礼也。”关于卜筮的这个思想在《礼记曲礼上》简括为“卜筮不过三”,郑玄注:“求吉不过三。”孔颖达疏:“卜筮不过三者,王肃云:礼以三为成也。’”“礼以三为成”,就是说“三”为成礼之数,过或不及都是非礼的行为。而中国古代是一个礼教的社会,无往而不有礼数,所以“筮不过三”、“礼以三为成”实行的结果就是“事不过三”。“事不过三”即是周秦以来中国人生活中一个重要而突出的习惯法则,它表现了中国人处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作风。先秦典籍中例证颇多,不妨只从《左传》举出三个来:宣公十五年:“郑人囚(解扬)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僖公二十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8弭,右属橐建,以与君周旋。”囊公二十二年:“他日朝,与申叔豫言。弗应而退。从之,入于人中。又从之,遂归。退朝,见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惧,不敢不见。’”总之,中国人“礼以三为成”——“事不过三”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一件事可以重复做三次,并且最多做到三次的观念与习惯,乃是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生活渊源。

作为“礼以三为成”——“事不过三”民族传统的反映,汉代以来“近史而悠谬”的一类杂史传小说中,就或明或暗有了近似“三复”情节的故事,如“颜驷三世不遇”(《汉武故事》),“年少未可婚冠”(《西京杂记》),但均极简略,小说性较弱,可以不计。稍后六朝小说中带有“三复”情节特征的作品,还有《幽明录》“新鬼觅食”和《续齐谐记》“阳羡书生”。这两个故事都很优美,但是前一个写新鬼三往觅食,三次去了三个人家;后一个写三次吐人,却不出于一人之口,所以这两个故事只是各具“三复”情节的一个或两个方面,都还不是完整意义的“三复”情节。汉魏六朝小说真正意义上的“三复”情节,见于葛洪《神仙传》中的《左慈》。这篇仙传故事的前半写左慈三次戏弄曹操,曹操无可奈何,基本上合于我们所说“三复”情节的标准。这个故事后来被罗贯中采入《三国志通俗演义》。但在《神仙传》中,这个故事还未经文字点明“三复”情节的特点,这也许可以说明,汉魏六朝小说家运用这一模式还是不自觉的。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技巧也达到很高的程度,于是乃有了自觉运用三复情节的作品,这就是牛僧孺《玄怪录》中的《杜子春》(一说出《续玄怪录》)。对于《杜子春》的故事,向来研究者只注意它的后半来源于佛籍《大唐西域记》的一面,却未见人注意到它的前半乃是中国人创造的一种比较典型的三复情节。小说的前半写杜子春“嗜酒邪游,资产荡尽”,先后两次得老人赠以巨款而挥霍之,第三次得老人赠款,才愧感发愤,治家成功。小说中杜子春已说到“独此叟三给我”,点出了“三复”的特征,至明代《三言》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