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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墉对曾国藩书学思想的影响

刘墉（1719—1804）和曾国藩（1811—1872）都是清代著名的政治家，前者曾任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加封太子少保，死后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后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内阁学士、武英殿大学士，诏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皆为官居一品、深得朝廷倚重的股肱大臣，地位相当。刘墉生活在所谓的“乾嘉盛世”，社会政治相对稳定，但是由于文字狱大兴、和珅弄权，为求自保，刘墉后半生的官场生涯表现得比较平庸。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紧踵其后，开始走向没落衰败，内忧外患，给了有志之士建功立业的机会，曾国藩力挽狂澜，叱咤风云，功勋卓著。由于历史际遇的原因，在政治军事建树上刘墉无法与曾国藩相提并论。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刘墉也有曾国藩不可企及的强项，那就是在书法造诣上后者当避席以对。曾国藩曾经仔细研究了刘墉的书法，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启发，他把刘墉视为“时贤”，上比羲、献，极尽推捧，可以说是他最崇拜的书法家之一。

一

刘墉的书法貌丰骨劲，精华蕴蓄，自成一家，被推为“一代书家之冠”，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以公认的“帖学之大成”来概括是基本恰当的。刘墉“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由于刘墉官高、寿长，艺道两进，学习前人而善于变化，最后洗尽铅华，无迹可寻，终于成为清代书坛的一朵奇葩，为后世书家所敬仰。

当然曾国藩也不是平庸之辈，他的书法自成面目，结合创作实践还写下了一些书论文字，能成为书法名家不只是字因人贵，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近人马宗霍评价说：“传世无俟于书，顾平生于书，博习穷挥，未尝少懈，每欲合刚健婀娜以成体，然秉性凝重，笔亦随之，故终以刚健胜。至其气骨之厚，血肉之润，则衡岳之崔嵬，洞庭之漾漫，盖钟灵于山水者深矣。”在帖学式微、碑学大盛的道咸之际，曾国藩的书法及书学思想显示出了企图整合北碑南帖，兼容刚健与婀娜两种风格的特点。不可否认的是，曾国藩的书法也留下了不少遗憾，缺点是“不可避免地个人面貌不强，对书法史的影响也乏善可陈”。但也有人认为：“曾氏虽不能称之为第一流的书法家，但若称之为晚清著名书法家，还是名副其实的，况且他的书法鉴赏能力则完全可以称之为第一流。”曾国藩一生文治武功，戎马倥偬，书法属于“余事”，不能对他要求太苛。如上所说，虽然只是业余爱好，但曾国藩在公务繁忙之时仍然勤学苦练，将写字作为必不可少的日课，笔不停挥，他注重对亲朋属员进行书法教育，不惜重金搜求购买名家法帖墨刻，那份执着实在令人感佩。

在诸多心仪的先贤中，曾国藩对刘墉推崇备至，将其视为羲、献以下与欧、虞、颜、柳、李、黄并驾齐驱的代表性书法名家，是他取法的重要楷模。他说：“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褚、李、颜、柳，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称书家，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故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乃可推为大家。”他对刘墉师古而不被古人所掩，能够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赋予全新的神采气质，是相当拜服的。在他看来，有清一代，只有刘墉堪称大家风范，最值得效法。“偶思作字之法可为师资者，作二语云：‘时贤一石两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谓刘石庵，两水谓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谓羲、献，六宗谓欧、虞、褚、李、柳、黄也。”刘墉在曾国藩心目中的位置竟然与羲、献比肩，对其顶礼膜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现在来看，李春湖、程春海等人已成小辈，说明曾国藩的眼光也有局限，但刘墉却经住了时间的淘洗。总体来说，曾国藩的书学理念是传统与时风并重，并且崇尚个性，尽管他的书法创作实践做得并不够彻底。

二

刘墉对于曾国藩书法风格的最终定型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有人说：“文正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作为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朝臣，由于上有所好以及公务需要，曾国藩不可能完全抛弃帖学转投碑学，也不可能不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何绍基、莫友芝、张裕钊等碑派书家都与他关系密切。然而他没有放弃帖学，而是选择柳公权、黄庭坚、李邕等书风劲健的书家，或者晋唐时期的书碑，作为学习对象，也不啻为一种折衷方案。尽管曾国藩的书法显示出挺拔刚健的姿态，裸露着斧凿痕迹，其底子还是帖学，没有掺入魏晋之前金石文字、篆隶书体，实非碑学。刘墉晚年也曾留意碑版，但是已经没有精力对自己的书法风格进行变法。刘墉书法元素的渗透让曾国藩的书法于劲挺中调剂了几丝秀媚，略有蕴藉。

曾国藩的书论明显地表现出意欲调和帖学和碑学两种书法风格的思想。但他对中国书法史的理解有限，对碑学的认知也不深刻，论书往往从论文论诗中得到启示，套用概念。比如：“因悟作字之道，二者并进，有着力而取险劲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