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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莱特的延宕*

如何阐释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人物哈姆莱特的延宕一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难题，

不过，也正因为是一道难题，它才为不同的批评视角与批评方法施展自己的拳脚提供了舞

台。

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从父亲的鬼魂那里得知一个惊人的秘密：现任国王（哈姆莱特的叔

父）谋杀了前国王（哈姆莱特的父亲），篡夺了王位，并诱使王后改嫁给他。父亲的鬼魂要

儿子为自己复仇，听了父亲的述说之后，哈姆莱特也发誓要复仇。但事实上，哈姆莱特的

复仇计划被一再推延。首先哈姆莱特怀疑鬼魂之言的真实性，他必须证实鬼魂之言，因此

他以多种方式来测试叔父与母亲。当鬼魂之言被证实后，他又深感这一谋杀事件与整个社

会邪恶有内在关联，而当他将自己的复仇与伸张社会正义联系起来时，他又怀疑自己是否

有维护整个社会正义的能力，“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把它重新整好”。

更要命的是，一旦将个人的复仇同对抗整个社会的邪恶联系起来，他又开始思考生与死的

问题。“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固然不好，冒险反抗，拼

死一搏也未必更好，因为谁也未从死亡的国度回来告诉世人，是悲惨的人间好还是不可知

的冥界好。总而言之，哈姆莱特越来越失去了复仇的理由，他犹豫困惑，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只是偶然杀死了叔父，而事实上他的复仇计划与行动都被抽空了。

关于哈姆莱特“延宕”的根源，众说纷纭。歌德的著名分析是哈姆莱特的延宕出于他

的道德责任感与软弱天性的冲突。歌德认为哈姆莱特既是一个美丽、纯洁而道德高尚的人，

又是一个天性软弱、缺乏坚强意志的人。一方面，他意识到自己有为整个社会伸张正义和

重整乾坤的神圣责任，他不能丢弃这一责任，另一方面，他又没有足够的心灵力量担负起

这一责任，因此，他在行动中一再犹豫、彷徨，以致于最后被他肩上的担子所压跨。“莎士

比亚要描写：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这出戏完全是在这个意义

里写成的。这是一棵檞树栽种在一个宝贵的花盆里，而这个花盆只能种植可爱的花卉；树

根生长，花盆就破了。”①

屠格涅夫在谈到哈姆莱特的“延宕”时比较分析了他与堂·吉诃德的区别。与歌德的看

法不同，屠格涅夫认为哈姆莱特不是一个有信仰而道德高尚的人，他延宕的根源恰恰在于

他天生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他只关心自己，只关心自己的境遇而不是自己的

责任，因此，他便无休无止地在自己身上绕来绕去，即无休止地分析自己，尤其是自己的

弱点，进而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怀疑一切，包括他心爱的自己。一个连自己也不信任的

人当然找不到行动的理由，最后，哈姆莱特将自己交给了宿命。与哈姆莱特形成鲜明对照

的是堂·吉诃德，后者因坚定的信仰而是一个风风火火的行动的人，尽管他的行动充满了喜

剧性和悲剧性。

歌德和屠格涅夫的分析虽有不同，但也有某种一致，那就是他们都是从某种天性的分

析出发来解释哈姆莱特的“延宕”。而在别林斯基看来，哈姆莱特的延宕并不是出于他的天

性，而是来于外部环境与内在心性的冲突。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发挥了别林斯基的

思路，将哈姆莱特的延宕分析为一出典型的社会悲剧而非性格悲剧，即哈姆莱特的延宕乃

是因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为彻底改变罪恶的社会而在行为上要做出审慎的选择所致。

在有关哈姆莱特“延宕”的解读史上，最有影响的还是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批评。

与歌德和屠格涅夫的分析不同，对哈姆莱特“延宕”的精神分析批评不再注意对作为“天

性”的某种“意识”的分析，比如在歌德那里的“高尚”与“软弱”和在屠格涅夫那里的

“自私”与“怀疑”，而是注意对作为“无意识”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与别林斯基

以来的社会历史批评不同，对哈姆莱特“延宕”的精神分析批评不再注意社会外部压力与

个人内部意识的冲突，而是关注社会外部压力作用于个人无意识而形成的象征表现。

在《释梦》一书中，弗洛伊德别出心裁地将哈姆莱特延宕的根源解释为深藏在“无意

识”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延宕乃是这一情结的象征表现。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性本能是

人最基本的本能，这种本能的冲动是绝对的、不顾一切的，甚至连乱伦的禁忌它也不在乎，

他称这种本能为“俄狄浦斯情结”，即“杀父娶母情结”（对女性而言则是“杀母嫁父情结”）。

弗洛伊德指出，作为性本能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人类的童年就会表现出来，但由于社会

禁忌的压制，它便作为无意识而藏在内心深处，但被压抑进无意识深处的性本能和俄狄浦

斯情结不会消失，它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伪装形式发泄和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