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颂莲悲剧形象刻画手法论析.doc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颂莲悲剧形象刻画手法论析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之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这部电影的改编原著《妻妾成群》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当然由于电影是声音、画面及图像的综合性艺术，而小说主要是文字的艺术，不同的艺术门类决定了它们的表现手段各有侧重，同时电影对于小说有很大的改动，因此，使得对于小说的分析和由它改编成的电影的分析有很大的不同。这篇论文主要不是对小说原著《妻妾成群》进行解读，而是对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进行一些细致分析，必要时和小说原著加以参考对照，从而论析电影中颂莲这一悲剧形象的刻画手法。影片对于颂莲的刻画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达到的:描绘悲剧的外部客观环境，用环境烘托出颂莲命运的悲剧性;赋予颂莲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加深颂莲命运的悲剧性。

一、悲剧的外部客观环境刻画

人生活在环境之中，必然要受到环境对于他(她)的影响，我们常说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由此可见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之大。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悲剧的环境是造成颂莲悲剧人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通过对悲剧环境的描绘烘托出颂莲人生的悲剧性，这也是导演塑造这一女性悲剧典型的重要手法。电影对颂莲所处的环境——陈家大院，主要刻画了以下几个方面。

1.无处不在的红灯笼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色彩是沉默的语言”，［1］(P36)而电影是一种视觉的艺术，色彩在电影中的地位显然比在小说文本中更受重视。张艺谋对于色彩的表现效果是非常重视的，除了《黄土地》中的黄色，经常看张艺谋电影的观众会注意到他特别喜欢红色。无论是《红高粱》中的红高粱，《菊豆》中的红染布，《秋菊打官司》中的红辣椒，以及《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灯笼，这些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红色偏爱的原因，张艺谋曾经说过:“这跟我是山陕西人有关。陕西的土质是上红的，陕西民间就好红。秦晋两地即陕西和山西在办很多事情时都会使用红颜色。他们那种风俗影响了我，使我对红色有一种偏爱，然后我又反过来去表演这种红颜色。”［2］(P127)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留给观众最深印象的莫过于影片中无处不在的红灯笼，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知道，红灯笼是一个喜庆的装饰品，在传统习俗里，逢年过节都要在院子里挂上红灯笼，尤其是结婚这种大喜事，当然是少不了红灯笼的点缀。但是看完《大红灯笼高高挂》，观众的感觉却是红灯笼烘托的不是喜庆气氛，而是悲剧哀伤的气氛，是在以喜托悲。张艺谋说过，红色有正衬和反衬的作用:“同样的颜色，在不同的情境中出现，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按常规，红色是一种火焰般的颜色，象征着热烈和奔放。但我们有意识地将红色用在不同的段落中，情绪上就给人以迥然不同的感受。”［2］(P14)和小说比起来，电影的长处在于可以用流动的画面和鲜艳的色彩来增强艺术表现力，张艺谋很好地把握到了这一点。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红灯笼起到了正衬和反衬两种作用，但主要是反衬的作用。在影片的开头，颂莲刚刚嫁到陈府的时候，在她的院子里面挂起了红灯笼，这里的红灯笼给人的印象是喜庆、祥和，因为这是颂莲大喜的日子，不管她嫁的是不是她喜欢的男人，这终究是她大喜的日子，在这里，红灯笼起到的是正衬的作用，制造了一种喜庆的气氛。到了影片的中后部分，红灯笼变得无处不在，成为了女性得宠的象征，但此时观众对于它恐怕就没有影片开始时的喜庆印象了。特别是梅姗死后那一晚，颂莲跑到梅姗的院子里将所有的红灯笼都点亮，同时放起梅姗生前最为得意的戏曲唱片，在这里，红灯笼烘托出的不是祥和与喜庆，而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惧，这就是一种反衬作用，烘托出的是梅姗命运的悲剧性。和梅姗的悲剧一样，颂莲正是在红灯笼的照耀下由一个花季少女变成一个疯子，红灯笼对于颂莲的悲剧命运起到了一种以喜托悲的反讽效果。这种以喜托悲的手法在中国传统小说里也比较常见，例如古典小说《红楼梦》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作家用薛宝钗出闺的喜庆气氛烘托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的悲剧，达到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2.史前时间和孤独的陈府

除了红灯笼本身之外，在影片中，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场景的不断重复:姨太太们每天傍晚在自己的院子门口等候着陈老爷的光临;红灯笼无数次的亮起和熄灭;台词“按照陈家的规矩”的反复出现;还有每次饭桌上太太们的必不可少的勾心斗角。我们以为，这是导演在表现一种和现代时间不同的另一种时间:史前时间。“史前时间的特点是循环往复，而与这种史前社会时间的循环相对的是现代时间，现代的时间则是一种不可逆的线性时间，即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是一个进化论的时间观。它的向度是指向未来的。”［3］(P262)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时间是一种积极的时间观，海德格尔就认为，“人是他还没有而可能有的一切的总和。我们每个人都被可能性、潜在性决定。这就为我们指引了一个未来的维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