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灯笼高高挂》宅斗新解：一项生命意义的来去、消逝与重建.docVIP

《大红灯笼高高挂》宅斗新解：一项生命意义的来去、消逝与重建

摘要：生命之色彩，着见于为生存之斗争的或明或暗。家庭伦理叙事下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宅斗静水流深，人物“争”与“让”构成的生命体验，通过生死变换的悲剧性结尾书写，让生命的意义在一个时代的来去与消逝、明与暗的对比中得以重建，在象征的修辞中将对个人生命的审美观照予以建构。宅斗的组织体系，逻辑的起始点是无畏的“争”，生存智慧是有条件的“让”，“规矩”合于其间并约束着等级制度下众人的行为。流血式的抗争警醒着一个时代的自由与解放。而今随着后现代主义、极简主义与商业消费文化弥散的时代的到来，影视、小说等文艺作品中生命的完整型审美视界与完美型审美演绎的过度开发，使得作品现代性死亡意义大幅度地消解。《大红灯笼高高挂》正因其对生命悲剧性的书写，从而使作品死亡叙事的修辞性与人物命运的象征义获得了永恒的艺术性与批判力。

关键词：宅斗;组织性;争与让;叙事逻辑;演绎审美;象征意义

不同于现当代的“后宫”宅剧，改编自苏童《妻妾成群》且由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没有玛丽苏的剧情，也没有一路高歌猛进的金手指主角光环，现实主义作品叙事，对古代男尊女卑的权力结构与一夫多妻的封建制度的批判一度成为主流。而在大的社会气候下，环境与个性的对立并不如此趋同。旧时代，个性沦为了社会制度的附庸，鲜见女性独立意识的萌芽，女子为丈夫的喜恶而生，己身一世命运交托于一人之手。为了生存，就连受过短暂高等教育的辍学女大学生颂莲也不能免俗，在封建家长制与贫穷的助推下一步步流入了争宠的漩涡，最终不幸收尾。在作品过去式、回忆体的书写下，此时代的悲剧造就了封建社会末期个体死亡超脱苍白与贫乏而赋予生命以象征义的伟大注解。人的灵性，就在此生存之道的一争一让中完成对一项生命意义的来去、消逝的书写与艺术性重建。

1宅斗生存之道：让

矛盾利害突出的封建大家庭，人心难测，邪恶、善良等皆隐藏于人性之中。险恶的斗争环境会驱使尖锐锋利的个性引发诸多矛盾，同时带来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利益冲突，人心便会愈加复杂。《大红灯笼高高挂》反映即是如此。

由个性主导的命运，于日常戏中将新仇旧恨累加，个性太过尖锐便不能左右逢源。

陈家大院中，能够算计到最后的，只有正房和二姨太。而两人的个性都具有一个共点——“让”。正房大太太明知老爷纳妾，却从不阻拦，也不胡闹，是为一“让”;二房太太卓云装得一副好面孔，明明老爷纳四房心有不快，却也不溢于言表，相反还对四房嘘寒问暖、拉家长里短，更是一高明的“让”。正房深知自己年老色衰，不便争宠，便退隐人后，不与之争，得以善终;二房深谙处世之道，一面笑脸迎人，一面在背后放冷箭，不正面与“争”，中规中矩，终明哲保身。不正面发起冲突，并管得住自己的嘴，不四面树敌，隐忍后伺机而动，这都使她们自己得以保全。

在封建伦理纲常下，家庭权力的所有者集中在男性大家长手中，越是受之宠爱，则地位越高，左右可支配的权力也就越大。陈家古制锤脚、点灯以及点餐的仪式，更是赋予了受宠者以殊荣，得宠之人方能得到下人丫头们的尊重，否则无法树立威严将受之欺辱。颂莲新入府门，年轻貌美，在宅斗争宠戏中难免成为众矢之的。正房潜心礼佛的让，是出于古制中封建礼法对其正妻、嫡母地位的捍卫，而众妾只能母凭子贵，子嗣成了宅斗内核。而二房卓云亦有此护法加身，故能不正面与争。不眼红、不参与，于此而言，“让”意味着牺牲，却也是万全之策。“善妒”作为封建礼法的禁锢之条，正房与二房都严守戒备，三房与四房却不得其要领。妻妾成群强出头，则只能撞了个头破血流。然“群”者在三人以上，作为一个围绕着封建大家庭男权核心建立起来的群体，夫权的组织性具显出了“后宫”的规模化与不可撼动的领导力。陈佐千凭借财富与权势巧取豪夺所组建成的后宫规模亦有定数，当其五十出头的年纪干瘦如“仙鹤”，身不如前，则规模大限只能控制在配四五房左右。一房再失则另续。于此妻妾不哭不闹，只能让之、听之、任之。妻妾虽“群”却零散，因而后宫权力的集大成者正房或次二房，皆有岿然不动之势，方能以“让”迎接一个又一个悲剧的开端，而从容地面视之，冷对热应以求全。

2宅斗叙事逻辑：争

对自己的认识的深浅决定了人生道路的长短。

三房、四房就与前两位大不相同，她们的个性都太过尖锐、冲动，并且管不住嘴。一来是戏子三房，四房刚进门，在洞房花烛夜之时，便强行唱戏争宠，以后只要老爷在四房点灯，天还没亮，便上房顶唱戏，扰人清梦。吃饭落座，都逞一时口舌之快。后来有一天和四房摊牌，无意间却道出了自己和家医的关系，还执意私会，且扬言自己有四房把柄，便相与要挟，没想到引火烧身，最后被吊死。二来是辍学大学生四房颂莲，进门便戾气太深，有意无意地刁难自己的下人丫环，尤其是识破其欲当姨太的心思，就更是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眼见心烦。而究于两人水火不容的关系，丫环的存在就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