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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夷坚志》看宋代农村的无业游民

无业游民及其危害在中国古代一直十分突出，并且随着社会和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而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危害广大民众人身财产安全、破坏社会安定和谐的毒瘤。降及宋代，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恶性膨胀，城市不仅依然是其游荡混迹的乐园，人多地少矛盾凸显与封建赋役盘剥加重等因素的叠加，农村中也滋生了大量无业游民。从洪迈《夷坚志》的记载看，宋代农村无业游民，浪游不羁，无赖成性，纵饮聚博，好勇斗狠，恃强逞能，从事诸如盗掘古墓、偷抢财物、淫辱妇女、行凶杀人等各种违法犯禁勾当，劣迹斑斑。严重威胁普通民众人身财产安全及社会安定和谐。

《夷坚志》；宋代农村；无业游民

一

无业游民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以中国古代看，早在春秋战国之际，这一群体就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释放出危害社会安定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负能量，司马迁笔下游民的做派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博戏驰逐，斗鸡走马，作色相矜，必争胜者”[1]3271。历经秦汉魏晋，到隋唐时无业游民表现得尤其活跃，数量亦很庞大，社会危害也日渐严重。降及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迁，地狭人众矛盾的凸显，致使游民队伍恶性膨胀，从繁华市井到偏僻乡野随处可见游民身影，甚至干着种种违法犯禁、作奸犯科之事，“里巷之中，鼓吹无节，歌舞相乐，倡优扰杂，角觝之戏，木棋革鞠，养玩鸟兽，其徒亡数，群行类聚，往来自恣”[2]144。“屠牛杀狗，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3]1080。“出为盗贼，聚为博弈，群饮于市肆，而叫号于郊野。小者呼鸡逐狗，大者椎牛发塚，无所不至，捐父母，弃妻孥，而相与嬉游”。稍有风吹草动，便结伙剽夺百姓，杀人放火，“天下有衅，鉏耰棘矜相率而剽夺”[4]265。足见无业游民违法犯禁行为之猖獗及对社会的危害之大。

需加强调的是，此前无业游民，主要盘踞活动于城市里，灯红酒绿、车马喧阗的城市是其游荡混迹的天堂。而宋代，城市不仅依然是无业游民麇集混迹的乐园，因人多地少矛盾凸显与封建赋役盘剥加重等因素的叠加，农村也滋生了不少无业游民，“二流子随处可见”，“流氓也屡见不鲜”，“横行霸道，欺压乡民，无恶不作”[5]99，从事诸如屠牛杀狗、酿酒铸币、盗掘古墓、淫辱妇女、偷抢财物、草菅人命等各种违法犯禁勾当，严重威胁村民人身财产安全与乡村社会安定。宋代著名学者洪迈独纂的《夷坚志》，是一部搜罗广博、卷帙浩繁、内容博杂、气势恢宏的志怪小说集，具有记事鲜活生动、周详曲折、客观真实，贴近生活，史料价值高等鲜明特征。立足《夷坚志》探讨宋代农村无业游民问题，无疑为一个独特而新鲜的视角。

二

从《夷坚志》的记述可知，宋代农村无业游民劣迹斑斑，突出表现在如下诸方面：

(一)浮浪乡野

游民本指游手好闲、浮浪无踪之人。他们穿着奇装，口吐怪语，举止庸俗，手臂等处刺着纹身，整日浪游农村闾里巷陌，时而惹是生非，令村民徒添烦恼。邵武人黄敦立，“读书不成，但以勇胆戏笑优游闾里间”[6]488。有时跨州逾郡，浪迹天涯，“荆土市廛子弟，多因挟赀在手，饮博浪游，耗折父钱，无一反命”[7]883。楚州山阳“恶子傅乙”，虽生自宦门，不学无术，“自少不学，流落淮浙，专持人短长”[8]1330。河北杨真人“久游赵魏”[9]1242。建昌县有少妇，丈夫“游宕不归，闻死于降……寻雇夫力，前去审访”[10]1489。久滞乡间难免腻味，便混迹城市，婺源人胡宏休“浪游京师”[11]1182。家道衰落的官宦及望族子弟亦不思进取，浮浪四方。生自“衣冠”之家的沧州人山明远，“行游滨、棣间，以干谒为习。或终朝不得食，两足茧困，偃休于道傍，冀一饱不可致”[12]788。世代“望族”的淮南满生，“跅驰不羁，浪游四方。至郑圃依豪家，久之，觉主人倦客，闻知旧出镇长安，往投谒，则已罢去。归次中牟，适故人为主簿，赒之不能足，又转而西抵凤翔，穷冬雪寒，饥卧寓舍”[13]1649。一副恓惶狼狈相。南康建昌县某“富家子”狎娼浪游，和一娼妓私订终身，“惮父母不容，遂挟以窜，已而窘穷日甚。又虑事败，因至吴兴，游碧澜堂，乘醉推倡入水，遂亡命行丐”[14]140。“富家”出身的楚人吴某，“放肆落魄，弃父而出游”，川费花光后遁身佛门，“寄迹僧寺为行者”[15]1036-1037。出身宦门之家的楚州陈某，“颠痴不可拘束，遂乞丐道途。经数年，日夕卧于堰岸牛泥中”[10]1477。典型的混混无赖。

某些谙熟棋艺的农家子弟，也不屑种地与其他营生，热衷“挟艺行游”。擅长围弈的登州文登县人黄旦，“挟艺行游，遂与国手为敌”[9]1243。蔡州有少年“能棋，里中无敌。父母将为娶妇，力辞曰：‘吾门户卑微，所娶不过农家女，非所愿也。儿当挟艺出游，庶几有美遇，以偿平生之志。’遂著野人服，自称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