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异类爱情故事对《夷坚志》的改写.docVIP

“三言”异类爱情故事对《夷坚志》的改写

晚明思想史的变动加速了程朱理学的松动。这一时期，“理”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知识阶层对“情”与“欲”的推崇。因此，在文学中也形成了一股“尚情”的思潮。同时“情”也成为晚明，尤其是万历以后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然而，在不同的小说作品中，作者对于“情”的态度却不可一概而论。

“三言”中有不少异类爱情故事，同时涉及人与妖、鬼之间的爱情。虽然“三言”的编纂者冯梦龙有“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的尚情观念，但这些爱情故事笔涉虚幻，又由文言本事改易而来，在口头流传中几经变异；同时，小说中的“爱情”主题又与其他主题相互交织，因此故事对“情”的态度变得相当复杂。

“三言”中涉及异类爱情故事共有十篇(1)《古今小说》卷二十四《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卷三十四《李公子救蛇获称心》；《警世通言》卷八《崔待诏生死冤家》，卷十四《一窟鬼难道人除怪》，卷十六《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卷二十七《假神仙大闹华光庙》，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卷三十《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卷三十八《蒋淑真刎颈鸳鸯会》；《醒世恒言》卷十四《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据谭正璧《三言二拍源流考》，其中有五篇故事的本事与《夷坚志》相关(2)《古今小说》卷二十四本自《夷坚丁志》卷九《太原意娘》；《警世通言》卷二十七本自《夷坚支庚》卷七《周氏子》，卷二十八本自《夷坚志》戊卷第二《孙知县妻》，卷三十本自《夷坚甲志》卷四《吴小员外》；《醒世恒言》卷十四本自《夷坚志》支庚卷第一《鄂州南市女》。。据此可知，“三言”中，异类爱情故事的本事半数都与《夷坚志》故事相关，这显示了编纂者在改写时的选材偏好。因此，本文重点关注《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假神仙大闹华光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及《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对《夷坚志》中故事的改写情况。

“三言”的故事，大多经历了复杂的删改过程。《历代学者》在话本断代的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胡士莹、程毅中等认为“三言”中存在宋代话本(3)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0页；程毅中：《宋元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页。。章培恒、韩南则认为“三言”中的小说几乎都写定于元以后(4)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第5-20页；(美)P·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0页。。本文主要讨论冯梦龙对《夷坚志》故事的改编。虽然作品的断代有许多争议，但“三言”经由冯梦龙改编这一事实是没有异议的。冯梦龙将这些作品编入“三言”，即使他对文本没有做过多改动，也表示了他对所收作品的认同。因此可以推断，将宋元话本修改并编入“三言”的冯梦龙，认为这类故事符合“情教”观念，同时具有商业出版的价值。也就是说，这些故事虽然具有宋元时代“非主流”的思想特色，但却拟合了晚明“尚情”的思想潮流。

一、“情”“教”合一：晚明尚情思潮与情教观对改写的影响

晚明思想界经历了不少震荡，不少人秉持着“天下莫重于情”的观念，并将“情”作为至高的人生价值。他们对“生死相恋”的感情极端推崇，对地位悬殊的男女爱情也同样看重，似乎“情感”的力量能冲破一切阻碍，改变人的命运。“尚情”派的文人将《牡丹亭》视为“至情”代表作。“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情节昭示着“情”可以超越生死，人鬼的身份差异不应该成为男女主人公之间爱情的阻碍。在“尚情”派作者的眼中，爱情故事里，男主人公若怀疑人物身份，害怕女鬼，只因为爱人不是人就抛弃她，这并非“至情”，而是一种“无情”。

“三言”的编定者冯梦龙提出了“情教”的主张，奉行以“情”劝世的原则，他在署名龙子犹的《情史类略》序中说：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1]1

冯梦龙认同“情”的重要性，认为天地有情才能生万物，人死情不灭；“情”不仅是狭义的爱情，而是包含了天地间一切伦理情感。我们可以发现，冯氏也深受“尚情”思潮的影响。

在“三言”中，冯氏将文化意义上的“情教观”与“小说”的编纂观念，即创作目的、手段与原则等互相糅合：

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竟未知孰赝而孰真也。[2]1

这种病害主要危害的部位是果穗，一旦玉米植株受到感染，通常都会颗粒无收。对于玉米的危害性极大，针对这种病害的防治力度必须加强。玉米种子对于病害的抵抗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在土壤中非常容易受到土壤中细菌的感染，这样在植株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