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坚志》和宋代蛊毒现象的法律治理.docVIP

《夷坚志》和宋代蛊毒现象的法律治理

摘要：《夷坚志》中记载了宋代与蛊毒相关的案件和故事、蛊毒类型和蛊毒的制作方法。利用各种形式的蛊毒进行犯罪，不仅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对社会也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从《夷坚志》可以看出宋代造畜蛊毒的现象较为普遍，并且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最终演变成犯罪。对此，《宋刑统》将其列为“十恶”之中严厉打击，并细致地作出了与之相关的种种情形的规定。

关键词：宋代;蛊毒;法律;《夷坚志》

一、《夷坚志》中的蛊毒案件

《说文解字》将“蛊”定义为：“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枭桀死之鬼亦为蛊。”1宋代史书中多有描述涉蛊案件，《夷坚志》中也有诸多记载，现取以下两例：

黄谷蛊毒

淳熙二年，古田人林绍先母黄氏遭毒，垂尽，其家人曰：“若是中蛊，当烧床簧照之，必能自言。”黄氏遂云：“某年月日，为黄谷妻赖氏于某物内置毒食我，其所事之神，今尚在谷芳里厨中。”绍先即告集都保，入谷家开厨，得银珂锁子、五色线环珓及小木棋子，两面书“五逆五顺”四字，盛以七孔合，又针两包，各五十枚，而十一枚无眼，率非寻常人家所用。既告官，捕谷，讯鞠则佯死，释之则苏，类有鬼相助。会稽俞靖为主簿，府帖委治此狱，其奸态如在县时。靖无以为计，惧其幸免，不甚愤呵，系于庭下，砺刀断其首，贮以竹篮，持诣府自劾。

府帅陈魏公具以状闻，诏提点刑狱谢师稷究实，谢与丞尉亲到谷家，蜈蚣甚大，出现，谢曰：“此明证也。摄赖氏还师自临考之。”三日狱具，亦论死。所谓顺逆棋子者，降虫之时所用以卜也，得顺者客当之，逆者家当之。针之无眼者，以眼承药，既用则去之，盖所杀十一人矣。五色线，凡虫喜食锦，锦不可得，乃以此代。银珂锁者，欲嫁祸移诸他处，置道旁，冀见者取之也。虫之罪恶，上通于天，俞靖为民去一凶，士大夫做诗歌者甚众。2

古田民得遗宝

福州古田村民，夏夜已寝，梦一异人来谓曰：“汝暴得遗宝，便可致富。今现在门外，宜急起收取，稍迟，恐落他人手，可惜也。”民素贫甚，既觉，即趋出。果得一朱红小合，正当行路，捧归开视，有金数两，银二锭。未敢辄取，置於神堂桌上，自守宿其侧。旦而验之，皆真物也。不胜喜惬，率妻子拜而受賜。俄见巨蛇蟠于前数匝，高与桌齐。民知为蓄蛊家移祸，然不可复却。于是致祷，愿尽心敬事，蛇遂隐。时时化为他虫，或吐涎沫。民固耳闻乡井姻戚谈说大概，乃贮藏之，施毒于人。积岁所杀不少，赀财日盛。后为被毒者所告，官捕系勘鞠，家人皆当死，而值绍熙五年七月霈恩，一切末减。民身配海外，子配广南。押过赣州，子病死于道店。3

二、宋代的蛊毒种类、制作方法和危害

黄谷蛊毒案中，对蛊毒种类和制作方法有详尽的描述：“福建诸州大抵皆有蛊毒，而福之古田、长溪为最。其种有四：一曰蛇蛊，二曰金蚕，三曰蜈蚣蛊，四曰虾蟆蛊，皆能变化，隐见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数月，还者一年。至期，主家备礼迎降，设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则毒浮其上，乃以针眼刺取，必于是日毒一人，盖阴阳化生之气，纳诸人腹，而讬以孕育，越宿则不能生。故当日客至，不暇恤亲戚宗党，必施之，凡饮食药饵皆可入，特不置热羹中，过热则消烂。或无外人至，则推本家一人承之。”

根据《春秋左传·昭公元年》所记载：“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古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4而黄谷蛊毒案中所说的蛊，种类包括蛇蛊、金蚕、蜈蚣蛊和虾蟆蛊，可见蛊在宋代发展出了更多的表现形式，这给宋代司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除了前述黄谷蛊毒案中的蜈蚣蛊和古田民得遗宝案的蛇蛊，在《夷坚志》中同样也有这四种蛊类之一的虾蟆蛊的相关记载：

漳州一士人，负气壮猛，谓天下无可畏之事，人自怯耳。每恨无鬼神干我以试其勇。尝同数友出次村落，见精帛包物地上。皆莫敢正视，独笑曰：“吾正贫，何得不取？”对众启之，于数匹绢内贮白金三大笏，更一蛊虾如蟆。祝之曰：“汝蛊自去，吾所欲者银绢尔。”即持归，家人皆大哭曰：“祸至无日矣。”士曰：“吾自当之，不以累汝。”

是夜升榻，有二青蟆，大如周岁儿，先据席上。士正念无以侑酒，连推敲杀之。家人又哭，士欣然割而煮食。乃就寝，醉，竟晏然。明夜，又有蟆十余，小于前，复烹之。又明夜，出三十枚。夕夕增多，而益以减小。最后遂满屋充塞，不可胜食，至募工埋於野。胆气益振，一月后乃绝。士笑曰：“蛊毒之灵，止于是乎？”妻请多买刺猬防蟆，出则必搜啄，士曰：“我即刺猬也，尚何求哉？”其家竟亦妥帖。识者美之。5

虽然该则故事并未直接导致蛊毒的具体危险后果，对人身未造成伤害，但从士人家属所说“祸至无日”可以看出宋代社会对于蛊的一般认知，亦即蛊会招致灾祸。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位士人将虾蟆蛊带回家后，就不断生出青蛙，最后“满屋充塞”。我们甚至可以猜测，这位士人偶然在路上捡到的“精帛包物”，其实就是有心之人用来滋生祸端的“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