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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谦益的“穷而后工”说

作为明末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汲古复雅、师心求变的诗学思想截断众流，泽被广远，是研究明清诗学不可绕过的一大关键。从陈寅恪先生发表名著《柳如是别传》至今，钱谦益与虞山派诗学渐渐成为研究热点，拓荒补白、富有新见的论著不断涌现。但由于钱氏《初学集》、《有学集》卷帙浩繁，文学思想丰富庞杂，尚有一些理论闪光点未得到足够关注。如其《冯定远诗序》一文中的“穷而后工”说，往往被研究者用来佐证钱氏论诗主情说或世运说，其在作者整个诗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对“穷而后工”这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重要命题的发展和贡献却被忽视了①如丁功谊《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引用《冯定远诗序》并认为“钱谦益把诗人的喜怒哀乐与世人的喜怒哀乐对立起来，诗歌中的性情应该是‘独至之性，旁出之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李茀民《清虞山诗派诗论研究》已将钱说放在“穷而后工”思想发展史中考察，惜未能深入论析，也没有明确提出钱说的理论贡献，而且关于钱谦益“对于那些能自我穷蹇的诗人，他也深表赞扬”的观点与事实有所偏颇(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74-76页)。张炳尉《“穷而后工”说的展开》则认为钱说是强调“由穷愁困悴而生的激烈情感，往往比软沓平缓的情感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长江学术》，2009年第4期)。。从诗学体系而言，钱氏就“穷而后工”发挥出诗人之“性”、“情”、“学”、际遇多元互动而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