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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导航卫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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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德

随着我国北斗导航系统的基本建成，导航卫星技术在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中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取得了初步的社会经济效益。北斗导航系统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国防实力、带动科技进步等方面，正在发挥愈来愈重大的作用。

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用勇气和智慧铸造了今日导航卫星的成就。在回顾中国卫星导航史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创业时期“两弹一星”元勋的丰功伟绩。

导航卫星早期论证

1964年，导弹、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钱学森抓住机遇，适时地提出发展人造卫星的规划建议。他认为测地卫星、通信广播卫星、导航卫星等已经有明确的用途。他的思维已经由陆、海、空一体拓展到陆、海、空、天一体化的体系，并以国家大系统的思维考虑国防科技的发展。1965年1月8日，钱学森向国防科委提交了一份题为《研制卫星打算》的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规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报告中明确提出“导航卫星——由卫星上发出无线电信标，舰艇可以利用信标的多普勒频移来测量自己的位置，可以将位置误差降到160米，是由舰艇发射弹道式导弹必须的措施。”

1967年12月，钱学森在安排东方红一号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方案论证与复审会议之后，根据潜艇、测量船研制工作的进度，适时地组织规划组开展导航卫星、通信卫星的探索研究。他要求在论证期间要到海军调研，主动争取并促进导航卫星、通信卫星能在国家立项，从而列入计划，早日着手开展工作。

1968年1月，经钱学森安排决定由何正华、杨照德赴上海南翔镇，参加“718”远洋测量船总体方案论证工作。测量船可在公海水域范围内任意配置，扩大了航天器测控范围，对于进行洲际导弹的远程试验和载人飞船的全程跟踪、数据采集以及救生都是不可缺少的。为了确保各项测控设备在船上能正常工作，需要解决船位的船姿测量以及跟踪波束的稳定问题。导航定位手段拟由惯性导航系统、卫星导航设备、天文经纬仪组成综合定位系统。卫星导航和天文经纬仪导航的高精度数据，校准惯性导航系统因长期航行累计造成的零漂移，可通过计算机使测量船的定位精度达到较高的水平。会上根据测量船工程的需要，对卫星导航定位提出使用要求，一致认为卫星导航是测量船的重要手段。会后，将测量船总体方案有关情况，及时向钱学森、常勇、夏冰等领导作了详细汇报。钱学森指示：“测量船与导航卫星、通信卫星和载人飞船关系密切，要紧密配合，搞好大协作。”

1968年6月，海军呈报中央军委《关于研制和建设潜艇指挥通信、导航系统的报告》，提出了对通信卫星和导航卫星的使用要求，即要求通信和导航实现全球性、全天候、高精度、高速度、高可靠性和不间断地工作；要求在1972年完成微波通信、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1974年完成超长波通信、导航系统建设。7月9日国防科委要求空间技术研究院尽快论证导航卫星研制方案。钱学森对此十分重视，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无论是技术指标还是在进度要求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他向国防科委建议，使用要求必须由用户组织论证。

1969年1月6日至2月5日，海军司令部受国防科委委托，在天津塘沽以三结合的形式召开了卫星导航使用要求论证会议。鉴于当时核潜艇、测量船、导弹、运载火箭、导航卫星、测控跟踪站的论证工作都是处于起步阶段，急需技术交底和相互协调。尽管当时处于“文革”混乱时期，大动乱冲击着每一个角落，然而，各单位仍以国防事业为重，冲破各种阻力，选派技术骨干出席会议。会上，来自一线的海军舰队同志，通过实践体会，介绍了海军舰队对导航的迫切性与使用需求的具体事例，归纳起来可定为“远、深、精、稳”四个字，从而表达了发展中国卫星导航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了战术使用要求。经过论证，会议认为，由于技术原因，近期内不可能满足潜艇部队水下导航的要求，可先发展水面卫星导航系统，以解决海军和一般用户的急需。

灯塔一号的艰辛历程

1969年3月13日，国防科委确定导航卫星工程代号为“691”任务。钱学森、常勇亲自安排，抽调相关单位技术人员组成总体研制队伍，由孙家栋、闵桂荣负责主持水面卫星导航系统方案论证。钱学森要求研制人员“上来一把抓，回去再分家”。这就意味着研究总体方案时，各单位都从全局出发，提出几种总体方案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具有共性的各系统支撑课题，回去再开展系统项目研究，并尽快提出外协课题。他还反复强调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从正在研制的卫星系统吸取实际经验。总体人员要经常到各分系统单位调研，学习相关专业知识，总体要按照分工对口联系，这样才能起到总体与分系统之间的桥梁作用，从而提高总体设计水平。

1969年6月底，钱学森曾到总体部听取卫星导航系统初步方案论证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孙家栋、闵桂荣、韦德森、吴玉石、何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