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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特性比较

左飚

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所谓中西文化特性之

异，也只是相对而言。文化，作为人类活动的方式及产物，本身就具有

很多超地域和超时代的共同性。文化又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及可融性，随

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通讯、交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代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及影

响之深为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不同文化间的共性增多、差异减少将是

必然的大趋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现象极为普遍。人们即使看

到有的中国人比西洋人更洋气，或有的西方人比中国人更汉化的情景也

不会感到奇怪。在这种文化大交融的情况下探讨文化特性的差异，很容

易步入以偏概全、流于简单化、绝对化的误区。尽管如此，由于千百年

的文化积淀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流淌在血液里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劲的

连续性，从总体上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个性依然十分明显，

对这种文化个性的比较仍然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研究。

环性与线性，大体上可用来表明中西文化特性的差异。环者，圆形，

中心有孔，可围绕中心旋转。线者，直线形，系一点沿着一定方向不断

运动的轨迹。我们不妨从宇宙观、价值观、时间观、思维方式及语言表

达等方面来探讨中西文化环性与线性的差异。

一、宇宙观：线分环合

就宇宙观而言，西方文化呈线性，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主体与

客体、凡与神均一分为二，界线分明，强调二元的并存与对立；中国文

化呈环性，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凡与神均合而为一，

环抱涵容，注重二元的依存和统一。

古希腊哲人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把统一的世界划分为“元素”和

“灵魂”两个世界，这一基本思想奠定了线性的对立型西方文化的基础。

此后，柏拉图的“理念”高于“现实”，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及“质

料因”的区分，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人间世界，笛卡尔的“物质”与“心

灵”两种实体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决定“现实事物”的学说等，

虽然说法不一，但都把灵魂、精神、上帝等与现实的客观世界区分开来，

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刘景山（1988：5-6）认为，这种

对立的宇宙观，“使精神无形中成为改造自然界的一种巨大的、能动的

力量，成为世界发展的动力。由此基点出发，西方文化重视人对外物的

征服和改造，科学技术的发达乃势所必然”。希腊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基

米德曾说：“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可以转动整个宇宙。”这句话生动地

表现了人对于对立着的自然界进行大胆探索和改造的精神。有一条民间

谚语说，“服从自然，才能征服自然”。征服也好，服从也罢，西方

人总是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在进行探索和研究。科学家们一方面不

断地做科学实验，寻求征服自然之道，另一方面认为自己的科研成果不

过是发现了某一自然法则，并承认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神凡对立表现

为人们虽然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但却并不相信天命，而相信人自身的

努力和抗争。我们从谚语“上帝创造一切，人改造一切”中也可看出神

凡二分的观念和人积极抗争的精神。

中国文化环性涵容的宇宙观最早表现在殷周《易经》“一阴一阳之

谓道”的观念中，阴阳依存，统一为道，即太极。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

继承了这一阴阳合一说，《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汉代的董仲舒在《春

秋繁露·五行相生》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

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可见，中国古人早就有二元的辩证

思想，但他们所强调的不是二元的分离对立，而是二元相辅相成的统一。

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

随”（《老子》二章）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最

早由名家惠施提出，庄子予以肯定。《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

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一思想经过禅宗派佛教的传布而逐渐深

入人心。于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便成了中国文化对宇宙的基本

态度。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反映了这种态度，如“天从人愿”、“天理人

情”、“天怒人怨”、“吉人天相”等等，天和人总是相通的。人们谋

划一件大事，会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诗人

和作家赋诗、写文章常喜欢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追求情景交融，相信

“天人感应”。“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王维《奉简新

除使君等诸公》）；“人生有情泪沾衣，江水江花岂终极”（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