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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是主传统词学的终结者，或主现代词学的奠基者

关于王国维词学研究的地位，或主传统词学的终结者，或主现代

词学的奠基者。我在拙著《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中主张梁启超是

传统词学的终结者。此后邓乔彬先生多次谈到：“而他将梁启超的论

词思想视做传统词体观的终结，虽作‘体’的限定，而实际上是否定

了我将王国维作为传统词学终结与新变的意见，虽说梁之说多在于

‘外’，而王说才入于‘内’，但就现代性而言，梁似乎更在王之上，

更应具有‘终结与新变’的资格。”这里先交待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

前提：王、梁两位词学思想都具有传统词学的终结与新变的特点，但

诚如邓先生指出的当两人比较时，梁氏论词更具有现代性，也即更宜

于称为传统词学的终结者。而王氏论词之“新”并非是背离传统词学，

而是恰恰在回归词学传统的用心下展开的，因此他不是传统词学的终

结者，反而可以说是一种“发扬”，由此方能更深刻地认识王国维词

学研究体现的审美现代性的特点。

王国维雕像

首先，如何客观认识王氏学术新旧结合的特点，是我们分析王氏

词学与传统词学关系的前提。“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

即以客观事实为准的，用科学方法而取舍。这是公认的王氏治学的总

体特点。但王氏一生学术趣味始终在变，且呈现出由新趋旧的取向，

因此面对王氏，当有一个“治学时期”的观念。此为讨论王氏词学思

想性质的一个前提。那么词学研究时期，他对待中西、传统与现代的

用心如何？1905年正月上旬，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中国古代

学术的发展乃是“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如“自汉以

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而“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

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至“自宋以

后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

西洋之思想是也”。

纪念王国维

由此王氏在反对抱残守缺，当破中外之见，毋以为政论之手段，

强调外来学术影响的同时，更突出了中国学术自强的用心。他不是西

化，而是中国化。因此“（外来之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

固有之思想相化绝不能保其势力”，这才是王氏学术之独立思想以及

中国学术庶可有发达之日的基本前提。王氏正是基于如此心态，由哲

学转文学研究的。因此与那些抱残守缺者明显不同，他极为注重新思

想、新学语的输入1905年2月下旬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特别从

“中西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角度指出，我

国人特质为实际、通俗，所长在于实践方面，以具体的为满足，而西

洋人特质在思辨、科学、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等，于是“我中国有辩

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

王国维和他的朋友

故文学研究当注重吸收西洋人的优点，尤其表现为新思想、新学

语的输入因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

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之学方面，故虽有新

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而上之学渐入于

中国……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由此我们明白了王氏

此时期文学研究的中西结合特点，但他仍然是在中国学术传统自身强

大的认同感中实践的，他对西洋新思想、新学语的吸收，如同汉代后

中国学术对佛教新思想、学语的消化一样，而不是西化，也不是简单

地超越中西、新旧之外的所谓的学术独立。因此我们对王氏的有些话

就要多一个心眼。《人间词话》发表后的1911年、1914年王氏各有

《国学丛刊》序。

王国维纪念展

其第二序说到：“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

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

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

之即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事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

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此时，

氏无论旧学、新学，中学、西学，还是有用、无用之学都做出了一定

成就，且在新旧结合、中西融通上也是当时最突出者之一，故而有斯

言。同时此说也延续了他治学要探求宇宙之真理的一贯用心，亦始终

建立在中国学术传统发展规律的认同心理之上，也是对当时治学视野

的一种针对性说法。

王国维和他的朋友

这是我们理解王氏治学用心时十分关键的前提。于是我们确实看

到了王氏在介绍新思想、新学语上的积极努力。且有一点为大多数人

所忽视，即王氏其实是中国近现代一个重要的翻译家。通过翻译介绍

外来学术，又通过翻译影响自己的学术思想。这是近现代学术大师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