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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纵观人类发展观的变迁，经历了由只注重经济因素，到关注环境因素，最后强调社会因素的过程，把发展的概念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把环境问题由对工业污染的控制扩展到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的全方位环境保护，把发展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完成由传统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可持续发展”亦称“持续发展”。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接受，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我国有的学者对这一定义作了如下补充：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需求又未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主要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5个领域。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核心问题的“生态核心论”。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所谓资源，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有价值的物质。它既包括作为人类消耗对象和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自然资源，如土地、矿产、水、森林、草原等，也包括现有的和可能具备的生产和技术条件等社会资源，如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管理资源、文化资源和信息资源。

人类对于资源的需求，首先表现为经济发展的需求。经济增长不仅以自然资源作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受技术进步、科学教育、信息服务、资源有效管理等社会资源的影响，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发展速度。然而经济的增长是以地球的资源作支撑，以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基础的，这种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只能带来资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和走过的历程，重新审视发展的目的和目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一系列国际环境会议上，率先提出和讨论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成为引发全世界对可持续发展思考和谋划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源头和“催化剂”。显然，环境状况是不同发展方式的结果，因而也就成为检验发展方式是否可持续的试金石和警示器。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环境。由此，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谋求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终极目标。

无论社会进步到何种程度，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依赖和影响是永不会停止的。生态环境的支持能力左右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决定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难易程度，最终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学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中某一生物种群的数量多少直接受到其周围生态环境支持能力的限制，这一规律同样存在于人口生态系统中。尽管人口生态系统的人口环境容量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动物环境容量存在本质的区别，人类通过建立农田生态系统、依靠水、肥、能源、交通等的大量投入换取高量产出，使人口环境容量大大超过自然生态系统条件下所允许的环境容量成为可能，然而农田的扩展、水、肥、能源的多少最终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所能提供这些资源的能力。研究表明，生态环境支持能力直接受生态环境脆弱程度的影响。生态环境是由地质、地貌、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动物以及微生物等共同组成的环境综合体，既对人类的栖息生活起着生态调节功能，同时又几乎都是人类从事生产的对象，起着资源作用的功能。因此，生态环境的形成和演变，不仅与生态组成因素特性相关，还与资源开发和人类活动紧密相连。地质构造、地貌特征、地表组成物质、生物群体类型以及气候状况等因子，是影响生态环境脆弱度的自然因素；而人类过度垦殖土地、过度放牧、过度采樵、过度采药、长期连续不合理灌溉、矿山开发以及农业污染等，都是加大生态环境脆弱度的社会因素。我国特有的自然结构和地理特征决定了我国自然生态环境的先天脆弱性；我国又是人口大国，来自人类各种活动的影响，都将扰乱自然生态的平衡，更进一步加剧环境污染、生态的破坏，增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尽管我们已通过采取技术、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但从整体上看，目前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被破坏的速度，我国仍将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国家之一。

我国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重大举措，经过多年努力，全国重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基本遏制住了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一些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生态保护和建设得到加强，防止了环境质量的全面恶化，基本保障了国家环境安全。

站在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看待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具有互惠性、整体性和长远性的特点。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变着生态环境，实现自然的人化；另一方面，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