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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呼啸山庄》

1847年是英国文学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表现为女性小说的赫然崛起。勃朗特三姐妹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分别以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三兄弟的名义出版了《简·爱》（JaneEyre）、《呼啸山庄》（WutheringHeights）和《艾格妮丝·格雷》（AgnesGrey），震惊英国文坛，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小说的一道亮丽风景，甚至铸就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勃朗特神话”。其中《呼啸山庄》自问世之初就饱受争议且毁誉参半。但进入20世纪后，国内外学界仿佛重新发现了该小说的珍贵价值和无尽的艺术魅力，从传记、主题、叙事、心理分析等多角度、多层次对小说展开研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20世纪下半叶，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文化地理学将景观、空间和文化相结合，拓展了空间批评的视野，推动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文化地理学中关于景观和空间的关联，尝试解析《呼啸山庄》中景观与空间以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再探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

一、文化地理学：景观与空间的互动

文化地理学的出现标志着地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文化批评与地理学研究互动的产物。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化地理学学者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CulturalGeography,1998）中以“景观（landscape）”为中心，探讨了地理空间的文学意义。地理学概念被引入文学研究，为文学文本的多维阐释打开了另一扇窗。文学上的自然景观与地理空间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或场景描写，不仅为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人文资料，而且体现了文学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密切关联。克朗认为：“文学不再是单独的镜子，简单地反映或歪曲外部世界，而应把文学和景观结合起来。文学也不仅仅是针对客观世界的地理知识，而提供某种情感的呼应。文学反映世界的方式，体现了一系列有趣的、经验的和知识的景观。”[1]克朗的文化地理学理论为文学研究的地理学视野提供了依据，同时表征了文学空间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即便是虚构的文学景观或地理空间也会给阐释者勾勒出令人信服的文学地图。

文化地理学是空间理论与地理学合力的结果。历史上许多著名作家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呈现了具有特定地域风情的画面，成为研究者解读作品的路线图，如英国维多利亚后期小说家哈代（ThomasHardy,1840—1928）不遗余力地描述他虚构的自然景观“威塞克斯”（Wessex）一带的风情和民俗，生动地展示了高度工业化的魔爪下行将消失的乡村景观和乡民生活方式，表明人物的地域文化身份。相比之下，19世纪中期的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也以自己的狭小生活圈哈沃斯（Haworth）一带的自然环境为摹本，虚构了《呼啸山庄》中两处对立的地理景观，呈现出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北方乡村特有的地域空间和人文景观。

文化地理学关注“社会群体与自然景观的相处方式以及人们建构地方和空间的方式”[2]。景观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背景，而且成为被社会群体建构的空间。人与景观的互动实质上表现为景观与空间的互动。艾米莉的《呼啸山庄》以呼啸山庄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和以画眉田庄为代表的人文景观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展示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生活在世纪转型期的英国北方农村人的生存空间。当时工业革命的步伐正逼近北方偏僻的乡村，农村人的生存空间正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严重挤压，同时工业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在悄悄渗透乡村，英国整个社会空间正面临着重构的考验。因此说，艾米莉以景观与空间的互动映照了英国维多利亚初期暗潮汹涌的社会现实。

二、“呼啸山庄”：自然景观与家庭空间的互动

《呼啸山庄》的故事发生在1771—1802年，生活在英国北部农村两个相对独立的庄园里三代人的恩怨情仇的传奇经历。维多利亚小说传统经常描述的典型场景，要么是乡村教区长或牧师家的花园，要么是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客厅，但无论是花园还是客厅，都集中体现了充满温馨气氛的景观特色。然而《呼啸山庄》将这一典型场景移到风暴肆虐的广袤的荒原——“呼啸山庄”（WutheringHeights），山庄的名字足以让人感到狂风肆虐下的阵阵寒意。这种奇异的自然景观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和巨大的破坏力，而且山庄的人文景观极度匮乏，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必须终年忍受狂风的侵袭，得不到点滴人间温情和舒适感。艾米莉的小说场景显然背离了维多利亚小说主流传统所描述的平静和安逸的景观图景，体现了她独特的个性和非凡的创作才能。

呼啸山庄位于英国北部荒地的山顶上，常年饱受风暴天气的洗礼，自然环境极不宜人。但“这儿随时流动着振奋精神的纯洁空气。从房屋那头有几棵矮小的枞树过度倾斜，还有那一排瘦削的荆棘都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仿佛在向太阳乞讨温暖，就可猜想到北方吹过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