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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的来源

诚信，是我国公民的道德规范，也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思想财富。这一珍贵的思想财富，远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夏、商、周三代的先哲们，对诚信的叙述如云，十分重视诚信的人格塑造。

《老子》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是说：诚信的话不见得好听，好听的话不见得诚信。《晏子春秋》讲：“言无阴阳，行无内外。”是说：言行一致是诚信的特性。《墨子》讲：“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符节也。”是说：说了就要做，做了就不要半途而废，使言行一致就犹如符、节那样的信物普通。《论语》讲：“民无信不立。”是说：大至一种民族，小到一种人，诚信都是立身之本。又讲：“朋友信之。”是说：人与人的交往要讲诚信。又讲：“主忠信。”是说：忠和信是人伦社会两大思想支柱。《礼记》讲：“君子诚之为贵。”是说：诚信是有崇高道德水准的人最为珍贵的品格。又讲：“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是说：诚信的定义就是不搞自欺欺人。《孟子》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是说：诚信是客观世界的规定；如何认识和实践诚信，是每一种人所言所行的正道。《荀子》讲：“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是说：有崇高道德的人提高思想品格，最根本之点是在诚信上下功夫。

必须阐明的是：古汉语中，诚、信是独立的两个字，没有这两个字的合成词。到了当代特别是白话文倡导后来，由于诚、信都有真实、不欺、可靠、相信的涵义，人们为了加重语言体现的色彩，才发展出来“诚信”这个词。

翻开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史册，我们会无多次地看到：但凡讲“诚

信”者，都收到良好回报；但凡不讲“诚信”者，都遭到应得的处罚。中国传统伦理对诚信问题的探释，能够追溯到先秦儒家。中国最

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已出现“诚”的概念，《尚书·太甲下》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此时“诚”重要指笃信鬼神的虔诚。《周易》中，“诚”已摆脱纯正的宗教色彩，含有日用人伦的道德意义。《周易·乾》中讲：“修辞立其诚，因此居业也”，认为君子说话、立论都应当诚实不欺、真诚无妄，才干建功立业。“诚”在孔子那里虽未形成理论概念，但他多处讲“仁”，其修己爱人的内在乎蕴与“诚”是一脉相通的。在孟子那里，“诚”逐步成为体验道德本体、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一种重要理论概念。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离娄上》）孟子以此告诫人们，“诚”是顺应天道与人道的基本法则。荀子发挥了孟子“诚”的思想，并开始以“诚”涉政，把“诚”从做人之道扩展为治世之道，指出“诚”乃“政事之本”。在儒家典型《礼记·大学》中，“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成为连接“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成为道德内养与外成的关节点，含有增进道德完善、家庭和睦、国家兴旺与下安宁的多个社会功效。

尽管汉代后来，儒学受到冲击，“诚”的崇高地位逐步丧失，但至宋明时期，随着着理学的复兴，“诚”重新被理学家们所重视。宋明理学家们不仅对“诚”的内涵作出哲学思辨的演绎，并且把“诚”作为维护封建“天理”的精神元点加以阐发。固然，儒家释“诚”，自始至终笼罩着唯心主义的神秘光环，加之宋明后来，由于“诚”的功用和维护封建统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天理”的外在规约性，

使得“诚”的本原之旨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和异化，“诚”所本有的活泼之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但总的看来，儒家高度重视“诚”在成己成人成事中的重大功用，视之为道德的根本，其内在精蕴令人仰止。

宋后来某些唯物主义思想家，试图赋予“诚”以唯物主义的解释，如宋代朴素唯物主义者叶适认为，伦理道德应存在于实际事物之中，因此，他把“诚”解释为“诚然”，用今天的话讲即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规律。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大师王夫之在道德修养论上充足必定“诚”的价值。他对“诚”的解释是：“诚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尚书引义》）规定人们按照客观事物的真实面目去认识它，“诚”，就是“实”。这些唯物主义思想家有关“诚”的解说无疑包含着诸多真理的颗粒。

纵观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无论是对“诚”的唯心主义解释，还是唯物主义解释，都有其阶级性的内容，但同时也赋有民族性的特点与人民性的精髓，其基本含义离不开真诚、诚实、诚恳、诚挚、诚笃等主动意义，这些都是成就道德人格、造就良善人伦所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