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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谈何容易

一

汉武帝刘彻爱说大话，就有人给他说大话。他刚即位，下了一道求才诏，宣称要超常规地提升他们，一下子四面八方给他上书自卖自夸的人以千数。这其中有一个滑稽大王，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我叫东方朔，从小死了爹娘，靠兄嫂抚养长大。我13岁开始读书，只三年，所学的文史知识就足够用了。15岁学击剑，16岁诵《诗》《书》，一下子读了22万言。19岁学孙（武）吴（起）兵法，熟知行军布阵指挥之法，又读了22万言，合起来我东方朔已熟读了44万言了……我今年22岁，身高九尺三，眼亮如明珠，齿美如编贝。我勇敢像孟贲，敏捷似庆忌，廉洁如鲍叔，诚实赛尾生。像我这样出色的人物，应该可以做天子的大臣了吧。我冒死把这些报告给您。”

二

漢代人物中，东方朔是有特色的。他不能如贾谊、晁错等在政治上深谋远虑，为国家树长远规划；也不能如董仲舒，在理论上经天纬地，为封建社会奠基础；不能如公孙弘通国家之务，晓天下之事，在行政上左右逢源；更不能如司马迁，总揽人物，包举宇宙，在史学上立丰碑。但武帝时代群星灿烂的天宇中，却似乎少不了他。别人都在干着大事，做着大官，而他呢——

我们先得交待一下，汉武帝是一个爱才、识才、爱提拔人才且不拘一格的人。他的丞相公孙弘，就是从一介布衣位至卿相的。他手下人才之盛，也是历代君主难以比拟的。在那么爱才识才擢才的武帝身边，却得不到重用，除了自打嘴巴，承认自己无能，他还能说什么？

没想到，这个眼毒心冷的东方朔还真的看出了大问题：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日而语！

当苏秦、张仪的时候，周王室崩坏，诸侯不再朝拜，反而争权夺利，以武力相斗，互相并吞为12个国，相持不下。（在这种时候）得到士人者就强大，失去士人者就灭亡，所以，谈说之人得行其道……

现在则不然。圣明的帝王广布德政，天下为之震慑，诸侯也都服从。四海之外都连为一体，国家安全稳定得如同覆过来放置的钵盂，如果有所行动，也易如反掌。（在这种时候）贤才与不肖之徒又有什么区别呢！

于人才言，以前有多个雇主，尚有选择的自由，背离一个国君而投奔另一个国君，如同扔掉一双破鞋子。而今却只有了一个雇主——政府，除此以外，别无混饭吃的地方。主动权现在转到皇帝手上了，对士人，使用他，他就是虎，不用他，他就是鼠。

当然，历代皇帝也不能说就全凭自己的喜怒而不重人才，至少汉武帝就重人才。毕竟封建社会还是“家天下”，天下是他“家”，他也不至于对自己这个“家”完全不负责任。那时代，“产权”还是明晰的。但天下之大，士民之多，那些竭精谈说，像车轮中的辐条全都指向轴心一样聚集到朝廷的辩士，多到数不过来，即使朝廷想尽全力来募用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衣食俸禄，或者没有足够的位子。要是让苏秦、张仪和我一同生在今天，他们怕是连一个掌管礼乐旧事的小官也做不到，还能像我一样做到常侍郎吗？所以是这样：时代变了，事态也不同了。

三

随着汉代大一统的建立与逐渐巩固，“说难”的时代就真的“来了”。董仲舒谈灾异，差点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灾；司马迁惜李陵，倒把自己弄得阉去了根。他们还真的没说过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关键在于他们已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人家官僚机构中的一分子，在人家花名册和工资簿上。武帝手下的丞相，除了那个顶善于拍马的公孙弘，有几个善终？公孙弘以后，武帝就连杀了三个丞相。所以当武帝要公孙贺当丞相时，公孙贺趴在地下哭个不停，把头磕得咚咚响，请武帝饶了他。武帝拂袖而去。公孙贺不得已当了丞相，出来时，对人说：“我从今完了。”后来还真的完了，不光他本人完了，一家都被诛灭。

有一个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就是东方朔。他自己凭着一张油嘴，在武帝那儿混饭吃、混衣穿，漂亮女人是娶了一个又一个。但他知道，那个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可纵横天下的时代过去了。“士”的时代过去了，眼下是“优”的时代，所以他就以“优”的面目立于朝廷之间。他对武帝不大说什么正经话，即便说，也是看准了再说，滑稽着说，半真半假地说，试探着说，以至武帝都以为他常常充事后诸葛，放马后炮，是个大滑头。他更多的是在宫中与武帝“搞笑”，逗皇帝老儿开心。他是一个明白的人，也是一个自视甚高、很有自尊心的人，但他却不敢一本正经义正辞严地和武帝谈政治。他怕，他怕这个时代。他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赋体文章，叫《非有先生论》。这个在吴王宫中“默默无言者三年”的非有先生，有什么样的高论呢？就是那非有先生再三感慨的四个大字：“谈何容易！”

颜师古注释这“何容易”，是“不见（被）宽容，则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原来，“容易”这个最常用的口语，却有一个如此雅致深奥的含义，“谈何容易”这句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感叹词，却有这样一个古老而现代的意义：容易容易，宽容了，话才易说，事才易成，人才易做；不被宽容，这一切哪得容易！

四

东方朔有一篇意义非同寻常的文章是四言韵文《诫子》，它提供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处世之道：游世。真是石破天惊逗秋雨。此“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