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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说真话需要陈述动机的时候

一个撒谎者被抓住把柄，需要交代清楚为什么时，是难堪的，弄不好会身败名裂。而说真话，被要求陈述动机的时候，后果比难堪严重多了，身败名裂是稀松平常的事，颈上人头能否保住都要托老天爷的福。

中国大历史里，这样的人和事俯拾皆是。

汉代有一个文化人物，以说实话、说真话见长，却是平安一生，基本上福禄两全，这个人叫东方朔。东方朔所服务的上家，可不是脾气好的皇帝，而是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任用过十三位丞相，其中有七位不得善终，或被处死，或被赐自尽。

东方朔是一位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文化个例。

以一步险棋出头

《史记》这部书，把东方朔纳入《滑稽列传》，并不是司马迁的初衷。

司马迁比东方朔年长二十岁左右，基本是同代人。同代人之间不作正传，是中国史书写作的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原因是不方便下定论。司马迁在《滑稽列传》里只写了三个人，春秋时期的淳于髡和优孟，秦朝时的优旃。司马迁去世后，不知什么原因，《史记》散失《武帝本纪》《礼书》等十余篇文献，由稍后的经学大家褚少孙寻访名家，搜寻史料补缀完善而成。褚少孙在《滑稽列传》原有三位人物的基础上，又补写了六章，并作出专门说明，“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史记·滑稽列傳》）

《史记》中的东方朔传，在褚少孙补写的六章之内。

班固在《汉书》中，给东方朔独立作传，而且篇幅较长，应该是对他特立独行性格的重视，他对东方朔的史评是“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汉书·东方朔传》）

褚少孙是汉成帝时期的经学博士，距东方朔的生活时代较近，他记写东方朔多以传闻记事。班固是东汉初年人，以史据资料述人。认识东方朔，把《汉书》和《史记》结合着看，人物更清晰全面一些。

东方朔是山东滨州惠民县人，西汉时称平原郡厌次县。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皇帝位。当年十月诏令：“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书·武帝纪》）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遴选人才，由丞相到地方首长齐抓共管，“中二千石”是中央部委领导，“二千石”是郡守（省）级领导，“诸侯相”是诸侯国的丞相。东方朔被平原郡推举入朝，来到都城长安这一年，他二十二岁。

这一批人才由卫尉（九卿之一）属下的公车司马令统一节制，称“待诏公车”，意思是等待皇帝诏命的专家。“待诏公车”的第一份差使，是向皇帝做自我介绍，并把对国家治理的谏言写成册书上奏，称“公车上书”。汉武帝刘彻亲自批阅这些册书，事实上这是他广泛听取治国意见的一种方式，是汉武帝发明的中国式的政治民主。因为皇帝的重视，每一位待诏都是费尽心神撰写册书。

东方朔的上书最为显著，多达“三千奏牍”。当时纸张还没有发明出来，牍是写字用的竹简，或木片，相当于稿纸。每一页牍片大约可容下三十余字，三千奏牍，约九万余言。公车令派两名工作人员抬着东方朔的上书进宫的，汉武帝耗时两个月才读完。“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史记·滑稽列传》）这段话中，记述了汉武帝读奏的认真细节，从最上面一页读起，需要停下来时，则在相应之处做一个记号，“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就这样，两个月终于读完。

东方朔的“鸿篇巨制”并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史记》中没有说明原因，班固在《汉书》中摘引了其中一段自我介绍的话，算是揭开了谜团。问题出在东方朔的文风不实在，过于粉饰自己，“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汉书·东方朔传》）

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

——《汉书·东方朔传》

东方朔的“高自称誉”让自己吃到了苦果，很长时间被闲置。史书中没有交代时间，用的是“久之”这个词，或许是一年，或许是两年。东方朔坐不住了，为了得到汉武帝的重视，他铤而走险，做了一件很出格的事情。棋手但凡下险棋，一定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拼一下最后的输赢。

东方朔使出的这一颗惊险棋子，让他赢得了政治生命。

汉武帝有一个“皇家艺术表演团”，成员全部是侏儒，这些人也是郎官待遇，与“待诏公车”一样，月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东方朔对此颇有微词。这一天，他走进艺术团工作室，吓唬侏儒们说：“你们这些人大祸临头了，皇上认为你们于朝廷无益，耕田力作不及旁人，身处官位不能治民，从军上战场不能杀敌，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