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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伦理与古代角抵治理研究

摘???要：我国古代角抵治理受传统伦理影响颇深。汉元帝时的罢角抵令就是在“天人感应”的政治伦理影响下出台的;隋唐时期的角抵戏禁令也与儒家“男女大防”“倡俭抑奢”“伤风害政”等伦理密切相关;两宋是民间角抵的繁荣发展期，但随着民间角抵伤害的增加，与儒家提倡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孝亲伦理相抵触，角抵禁令也随之出台;金元时期，受草原民族“族群等级制”伦理观的影响，民间角抵遭受打压，使得汉地角抵日渐式微。回归和确立竞技体育的文化属性，应该是竞技体育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古代角抵;传统伦理;竞技体育治理;儒家思想

角抵又称相扑、角力，《史记》中即有“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颖注曰：“秦名此乐为角抵，两两相当，角力、角伎艺、射御，故曰角抵也。”[1]《史记》之后，历代史书关于角抵的记载不绝如缕，可见其渊源影响。在角抵发展过程中，朝廷政治始终产生着剧烈的干涉作用，而“尚德”的儒家文化又是这种干涉的重要诱因。循历史脉络，对角抵这一源远流长的竞技体育形式在中国古代的兴衰与传统伦理对其制约之轨迹的描述，可见传统伦理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密切关联，以为今日之镜鉴。

1?从仪礼到竞技：角抵的发展

角抵自战国、秦代兴起，从一种“武戏”历汉唐、两宋、金、元，经久而不衰，逐渐演化成为具有较强竞技属性的体育活动。

1.1?作為仪礼的秦汉宫廷“武戏”

《史记》载：“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优俳之观。”“觳抵”即角抵，秦时角抵在两两相当的角力活动之外，往往同射御、俳优等其他体育、百戏活动一道进行，其观赏、游艺性较强，殆无疑问。到汉代，由于武帝的大力提倡，角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2]194。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2]198，其盛况可见。作为宫廷娱乐，角抵甚至还出现在外交宴会上，“天子（汉宣帝）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2]3905。

从文献看，秦汉时角抵主要出现在宫廷，以娱乐、观赏为主要目的，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竞技性的“武戏”。从上引“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的记载看，虽然“民”虽不能直接理解为“民众、群众”，但秦汉之际角抵已经拥有了远超宫廷的广泛受众。

1.2?强化竞技的唐宋民间娱乐

到隋唐，角抵从宫廷走向民间。这一时期的角抵活动除保留汉代角抵“武戏”的娱乐性外，还融合了其他民间艺术，甚至出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等新的表现形式。隋唐大部分时间实行宵禁，仅在元宵节开禁。角抵也成为元宵节百姓的重要娱乐活动，甚至有“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竟此一时”[3]1483的盛况。至两宋，市民文化的崛起，极大推进了角抵的发展，在瓦舍、勾栏中出现了专门的表演场地和团体，在诸如上元节、三月二十八日的东岳诞会、六月六日的庙会、十月十日的天宁节等节日中，都有专门演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六月六日汴京万胜门庙会的演出伎艺中，有相扑与乔相扑;圣节（即天宁节）御宴第九盏，例用左右军相扑[4]。甚至此时有著名相扑手见于史料，如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中即载有周黑大、王急快、张关索、撞倒山、铁板沓等。两宋相扑活动的另一个重要转变是由娱乐性向竞技性发展。《角力记》之《题墙上画相扑》曰：“愚汉勾却白汉项，白人捉却愚人骹，如人莫辨输赢者，直待墙隤始一交。”“论输赢”已成为宋代相扑比赛的重要形态。

从宫廷到民间，从“武戏”到“娱乐”，竞技性逐渐强化的角抵自身不断走向完善，甚至拥有了市场，似乎已然具备了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所需要的一切重要元素。但耐人寻味的是，角抵屡屡遭禁，遭禁的理由与其体育属性似乎并无关联。

2?社会伦理与“禁角抵”

从汉代开始，围绕禁黜角抵的讨论便屡见于史书，而角抵被罢黜的理由，在不同时代又有着不同的表现。

2.1?汉代“星象异位”罢角抵

公元前48年，“夏四月，有星孛于参。诏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众僚久旷，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罢角抵。”[2]1085这是目前所见史料中最早的角抵禁令。“星孛于参”是古时所谓“星象异位”的一例。汉代君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普遍信奉天人感应学说，星象位置不仅上关乎天与人的关系，还具有政治伦理意味，“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星象异位被视作人间帝王败政的警示，天有“异象”则意味着人间将有大变。问题在于，星象异位之际，何以“罢角抵”呢？

其实，角抵在汉武帝时的流行便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被指责的伏笔。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中央政府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