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中的地方(高邮)民俗文化.docVIP

汪曾祺小说中的地方(高邮)民俗文化

汪曾祺的很多小说执着地表现了他的家乡高邮，描写了高邮的许多民俗文化，使其小说充满了浓浓的民俗文化韵味。文章力图从他对民间习俗、民间艺人、民间美食、民间作坊的描写来分析他小说中的地方民俗文化。

高邮;地方民俗文化;民间习俗;民间艺人;民间美食;民间作坊

在现当代中国作家中，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有很强的地域色彩。如老舍笔下的北京，李劼人笔下的四川，艾芜笔下的南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汪曾祺(下文简称汪)是沈从文的学生，他继承了老师的地域小说，执着的表现他的故乡高邮。“在中国文化里，故乡应该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指现实的家园，是曾经生我养我的地方;一是指灵魂的故土，是个人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最终归依。”［1］故乡养育了汪的身体，更是培育了他的灵魂。故乡是汪创作的源泉，是他永远的天堂，他的代表作品《受戒》《大淖记事》就是以故乡为背景写出来的。

在《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上)的序言中，罗爱华写道:“记得有位作家说过，作家一辈子只写两本书，第一本写自己(的生活)，第二本写别人(的生活)。所谓‘江郎才尽’大约是把自己(的生活)写完了，而对别人(的生活)又不熟悉，所以写不出好的作品来。借这个框子来比照，可以说，汪曾祺永远都是在写第一本书。”［2］(P1)这段话是对汪小说的准确评价。汪的小说生动记录下了家乡的地方风土人情，传神描写了高邮社会各阶层的不同人物形象，堪称是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高邮版的清明上河图。

汪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小说充满了浓浓的文化韵味，因此也被称为文化小说。汪将地域和文化结合起来，又因为所描写的大都是他所熟悉的农村民间，于是形成了他小说中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

汪小说中所写的民俗文化甚多，本文着重从民间习俗、民间艺人形象、民间美食、民间作坊这四个方面来分析汪曾祺小说中的地方民俗文化。

一、民间习俗

汪小说中有大量的民间习俗描写，正如他所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3］(P11)各种民间习俗已经和他的小说融为一体，成为他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鲁迅等作家多描写残酷的封建陋习不同，汪所描写的民间习俗总是那么的温情动人，鲁迅等人重在发掘民间习俗的丑陋，而汪重在发现民间习俗的美，他笔下的民俗总是那么的美，他怀着一种对故乡的热爱之情来描写这些民俗的，因此也使他的小说充满了浓浓的抒情意味。

在《晚饭花·珠子灯》里，他描写了“送灯”习俗:“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队伍。几个女佣人，穿了干净的衣服，头梳得光光的，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一人手里提着一盏灯;前面有几个吹鼓手吹着细乐。远远听到送灯的箫笛，很多人家的门就开了。姑娘、媳妇走出来，倚门而看，且指指点点，悄悄评论。这也是一年的宵节景。”这种习俗，对于少年的汪无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老年了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这种风俗现在没有了的，因此在我们看来也就特别有意思。

在《故人往事·戴车匠》里，他描写了一种当地的风俗:“这里的风俗，清明那天吃螺蛳，家家如此，说是清明吃螺蛳，可以明目。买几斤螺蛳，入盐，少放一点五香大料，煮一大盆，可供孩子吃一天。”

从这些民间风俗的描写中，我们了解了高邮地区的民风民俗，这些民风民俗因为汪的小说得到了读者的了解，小说也因为这些民间风俗的描写而变得更加有韵味。有人把汪的小说称之为文化小说，不如把他的小说称之为民间文化小说更为贴切。

二、民间艺人

汪的小说还描写了许多民间艺人形象，他将这些人物写得很传神，沈从文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教写作课的时候，曾告诉他的学生写人“要贴到人物去写”［4］(P59)，汪大概是记住了他老师的教诲的。他笔下的民间艺人形象，大抵有和尚，车匠、船夫、赶鸭人、银匠等，下面仅举几个例子分析。

和尚应该是汪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和尚照理说不能算是艺人，但这些和尚有他们的技术，那就是做法事放焰口，放焰口要念经文，而且要敲打各种法器，在《受戒》中有这样一个放飞钹(一种法器)的场面:“忽然起手，大钹向半空中飞去，一面飞，一面旋转。然后，又落下来，接。接住不是平平常常的接住，有各种架势，‘犀牛望月’、‘苏秦背剑’……这哪是念经，这是耍杂技。”由此可见，当和尚是很需要技术的，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些和尚也归入艺人行业。而且汪笔下的和尚显然与一般的和尚不同，因为他所写的和尚并不遵守清规戒律，也吃肉也喝酒也娶老婆。

在《受戒》中，汪写道:“他(明海)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去当和尚”。这就告诉我们，他说写的和尚不是为了念佛修行，而是把出家当做一种谋生的手段。故此和尚虽然吃肉喝酒娶老婆，但他们心中并没有一丝忏悔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