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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成周城墙问题蠡测

成周是西周时期的东都，这在很多文献里都有明确的记载。《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诗·王城谱》载：“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是为东都，今河南是也。”孔颖达疏：“周以镐京为西都，故谓王城为东都。”这里所说的“王城”，是成周的别（误）称。

武王和成王曾分别营建成周。武王克商当年，即着手营建成周（多称洛邑），位置在今洛阳汉魏故城一带。成王五年（公元前1038年），重新选址并营建成周，在今洛阳瀍河两岸[1]。也就是说，西周成周都邑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武王所营建，中心区域在今洛阳汉魏故城一带；另一部分为成王之世周公所主持营建，中心区域在今洛阳瀍河两岸[2]。

1984年，在今洛阳汉魏故城一带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城墙。这段城墙是否隶属于成周都邑？其年代如何？这些问题，对于研究西周都邑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周早中期不设城墙

众所周知，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没有城墙，西周时期的丰镐都邑也没有城墙。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只有周原遗址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城墙[3]。时至今日，也没有发现成周都邑早中期城墙。笔者认为：西周早中期，成周城没有建筑城墙。至西周晚期，成周在今洛阳汉魏故城一带的那部分，即武王所始建的成周城，开始建筑城墙。

建筑城墙的目的，主要是防御，既包括抵御外敌也包含防止内乱[4]。那么，西周早中期，成周都邑为何不设城墙呢？从西周王朝的政治、军事形势分析，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沿袭传统习惯。自古公亶父时（约公元前12世纪初），周人迁于今陕西关中平原的西部，开始在这里生活并以之为都，周原遗址就是周人早期活动的根据地和西周时期的都城（俗称岐周）。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周原的基本结构与布局已经清楚了。这里发现了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居住址，墓地及铜器窖藏[5-7]。但是，却没有发现先周时期的城墙。近年来，在周原遗址发现了西周初期的城墙，城墙分东、西、南、北四段，基本可组成闭合的城垣[3，8]。文王即位后，迁都于丰，即今西安市沣河西岸一带。武王即位后，又迁都于镐，即沣河东岸广大区域。考古材料及文献记载表明，丰镐遗址即是西周都城丰、镐所在地。在这里发现了大面积的宫殿建筑基址群、祭祀坑、墓葬群、青铜器窖藏等，亦未发现夯土城墙。可见，先周时期的都城周原、西周时期都城丰镐均不设城墙。笔者推测，成周都邑早中期不筑城墙，可能是沿袭先人的习惯。

第二，西周早期，周王朝拥有强大的兵力，军事强盛。在克商之前，就设立了强大的军事集团“西六师”。《吕氏春秋·古乐》载：“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可见，周人统一天下之前，就设立了强大的军队。在灭商之后，周王朝又在成周成立另外一支集团军——“殷八师”，或称“成周八师”。正是因为拥有强大的军队，周人才能在“牧野之战”中一举消灭商人。也正是因为有强大的军队，武王在灭商后才能进一步东征南讨。史墙盘铭文曰：“强圉武王，遹征四方。”成王时的大保簋载：“王伐录子。”“录”，郭沫若先生读为“六”，即今安徽六安。杨宽先生虽认为不读为“六”，但也认为“录”国在今淮水流域[9]。可见，成王时期曾派兵讨伐南淮夷。西周早期设立两大军事集团及对东南夷的征伐，正是其军事强盛的表现。正是因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西周早期周王朝对建筑城墙以抵御外敌就不是很迫切了。

第三，筑造城墙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郑州商城为例，郑州商城内城城墙周长6960米，城墙横断面呈上窄下宽的梯形，顶宽约5米，底宽约20米，高约10米。修筑如此规模的城墙，据估计，共有夯土量约87万立方米，需要约1300万个劳动日，即使每天有上万的劳力参加劳动，也需要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10]。可见，修造城墙是一项十分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有巨大的财力支持。在不是十分需要的情况下，周王朝不会花费巨资建筑城墙。

二、西周晚期始筑城墙

1984年，在解剖汉魏洛阳故城城垣时，发现了一段“时代下限不会晚于西周中晚期”的夯土城墙。此次发掘，共发现了4处西周时期的夯土城墙[11]。一处位于汉魏洛阳城大城西墙中段，分布于T12内，直接在生土上起筑，未见基槽。残长9.5米，厚0.95米。夯土深红褐色，土质较硬。所出遗物极少，仅见少量陶器残片，其中陶鬲口沿残片属西周时期。发掘者判断：该夯土为西周时期所筑。一处分布于T5内，在第5层上起筑，未见基槽。残长3.7米，厚1.1米。夯土深灰色，较松软。出土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瓮、罐、盆等，均不晚于西周中晚期。发掘者判断：该夯土为西周时期所筑。一处位于T7内，直接在生土上起筑，未见基槽。残长5.3米，厚1米。夯土红褐色，较软。所含遗物极少，仅见几片夹砂红褐陶片。发掘者判断：该夯土的具体时代不晚于西周中晚期，与T12、T5原筑夯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