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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士与中国文化》中“士”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异同[权威资料]

论《士与中国文化》中“士”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异同

【摘要】我们从小就听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士志于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

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等这样

有关“士”的句子。古代社会，也把人也分为“士、农、工、商”四个不同的阶级。如果

从先秦时期的孔子来看，士这一阶级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可见“其身份地位在我国

历史上的重要。本文将主要从中写道“士”与知识分子的异同着手，分析产生中国独特

“士”文化，以及不同的“士”结局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士;知识分子;道;势;中西

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不仅谈及了“士”这一群体的来源，发展，性质，精

神面貌，还谈及了士所追求的“道”与现实中的“势”之间的关系，对两者不同的处理方

法所得到的不同结局。都对我们今天了解当代的“知识分子“是大有裨益的。

到底什么才是士呢,从概念上来看，中西方的士没有较大的区别，书中明确解释，知

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

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

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

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

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

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士这一阶层是有着一种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的，书中形容为“宗教承当的精神”。

但中国的士(知识分子)与外国的知识分子却有着内在的不同。我们可以用“超然”和

“介入”这两个属性来说明。简单来讲，超然，即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领土”，去从事

自己的事业、文化、专长等等，与社会士保持独立与分隔的。而介入，是指知识分子在能

够“出世”之后又必须“入世”，能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和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

中。针砭时弊的指导政治生活，起到社会良心的作用。两者的不同就在于西方知识分子更

具“超然”特质，中国则更偏向“介入”这一点。

西方文化(知识分子的起源)主要来自于古希腊哲学以及基督教两方面。古希腊哲学所

强调的是一种理性。书中说的很是贴切:“古希腊的‘理性’主要表现为‘理论的理性’

或‘思辨的理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世界一分为二:一方面是超越本体或真理世

界，另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所以这种一分为二的思考模式使他们认为:纷扰嘈杂的现

实世界不过是永恒真理世界的一种外在表象而已。“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的全副生

命都应该奉献于永恒事物的探究，现象界尽管千变万化，而哲学家所追求的则只是万象纷

纭后面的不变原则”。

即使到了中世纪有了看似较为“世俗化”的基督教出现，提倡人人平等，反对奴隶制

度，希望解放劳苦大众但这所有的一切在本质上依然是超然的。他们主要帮助的是人

们的精神，希望人们匍匐于上帝的脚下，靠信仰得到救赎。所拯救的也是人们死后的灵魂

(希望死后上天堂)，对于现实世界只是一种短时间的“介入”。所以西方的知识分子总是

和现实世界保持着距离。

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带有些许“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那么反观中国知识分子所追

求的“道”就有一种介入性的“入世精神”。中国自古以来在各个方面都有一种“经世致

用”的习惯，喜欢把一切落到现实，实际层面，且尤为注意人伦纲常。以上种种就导致了

他们拥有“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以天下为己任的强

烈社会责任感与参政意识。

但是这种“介入”之中又含有着“超然”，即虽然只是分子参与政治等社会事务，但

不会为此丢失本身独立的人格和专长所在。可是，中国的只是分子并没有一个外在组织的

保护，比如西方基督教有教会，而中国的“儒教”形制松散，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组织，

这就使这些知识分子的地位很难受到保障。作者在书中提到:中国的“道统是没有组织

的，‘道’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士―本身来彰显。因此，士是否能以道自任最后必

然要归结到他和政统的代表者―君主―之间是否能保持一种适当的个人关系”。[1]西方的哲

学家研究的士脱离世俗的物外之理，自然可以和他们的君主和平共处，且他们所研究的道

统本身就具有独立存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