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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传》看春秋史官的职能

中国早期历史能被后人所熟识，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那些勤奋书写的史官们。在近代有关史官的学术史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命题的，就属刘师培的“古学出于史官”。这个命题的学术渊源最早可追溯到《汉书·艺文志》、章学诚、龚自珍以及刘毓崧(刘师培的祖父)，前人只是片面的或者是或多或少的提到这一命题。刘师培在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这一命题。刘师培从先秦诸子学形成的学术文化传统入手，认为“古学”形成于一个以宗教、实验为背景、以“王官”为主体的礼制文化的传统，而这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上古社会文化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他指出“古学”与王官中的“史官”密不可分，并且还指出了史官掌管“古学”产生的利弊问题。刘师培不仅提出了“古学”是起源于史官(支持刘师培这一主张的还有钱穆先生［1］)，而且指出后世文学的兴起是对于史官掌握文学的一种反动。刘师培开宗明义地提出:“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刘师培有《古学出于史官论》及《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就从刘师培的论述以及最后的结论来看，史官在古代尤其是在春秋以前的历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先秦时期史官的职能和西汉以后历史中的史官的职能有很大的不同。西汉之后的史官只是一心记载历史，职能非常的明确而且单一。而先秦的史官们常常是身兼数职。要论及先秦史官们的职能，必须要弄清楚史官产生的最早源流，以及他们早期的存在形态。

一史官的产生及其发展

要了解史官，我们首先必须来看看什么是“史”，有关于“史”字的解释，说法是很多的，最早的对“史”做出解释的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上记载:“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中正也。”史官就是记载事情的，这自古以来并没有争论，而对于“从又持中，中，中正也”很多学者有自己的看法。产生争论的根源就在于“中”字。有的人说“中”是中正之说(许慎、徐锴、惠栋)，有的说是薄书(江永、章太炎、罗振玉)，有的说是盛算之器(吴大澂、林义光、高鸿缙)，有的还说是简之象形(阮元、王国维)，或者是弓鐟之象形(马叙伦)，真是各说纷纭。台湾学者席涵静认为，“史”最初像古代史官双手捧器而祭，后由于笔画简省而写作“史”，但是，史官双手所盛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这就要研究史官的起源“巫”，古代巫史不分家，巫与史在一起工作，了解“巫”字也就可以了解“史”字了。“巫”最早书写就像是巫在神幄中双手奉玉来祭祀神灵。巫在神幄之内，史在神幄之外，史与巫一起工作，那么，史手里捧的也就是用来盛祭祀用品的器皿。所以说早期巫祝史的职能是不分的，他们可以交错执行。但是史官又是怎么从巫分化出来的呢?席涵静教授认为，古代的巫兼职很多，文字产生流通之后，卜筮的巫需要掌握文字来书写占卜的日期、经过以及结果，所以这些精通文字的记载事件的巫逐渐就成为了最早的史官雏形。而商代的贞人、作册就被认为是既能够卜筮又能书写的巫，也就是史。

由上可看，早期的史官是属于神职系统的。我们的祖先在上古时期就非常注重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在进行重要的活动之前都要事先进行占卜，而巫祝沟通天人，擅长于文字记录，于是便演变为史官，即认为史官始于巫卜。巫祝要预示事件的产生，记录事件是否灵验，久而久之，那些被记录下来的卜辞就成为了文件，当后代有类似事件发生之时，此文件既可以作为参考文献，人们根据记载进行活动，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恶果。据《世本·作篇》中记载:“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曰:“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仓领居其职。”古代的人称文字为“书”，“作书”也就是人们说的造字。［2］从记录语言来说，沮诵、仓颉则可以称之为中国见于记载最早的史官了。由此看来，我国史官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产生。而在商代，史官的队伍已经相当的繁盛，陈梦家根据甲骨卜辞总结商代的官职为三类:臣正、武官和史官。其中，史官又包括:尹、多尹、又尹、某尹、大吏;乍册;卜某、多卜;工、多工、我工;史、北史、卿史、御史、朕御史、我御史、北御史、某御史;吏、大吏、我吏、上吏、东吏、西吏。陈梦家把史官分为尹、卜、工、史、吏五类。［3］陈梦家的分法只是从卜辞的解读出发的，关于先秦的文献当中提到商代史官的是很少的。因为商代是重巫文化的，因此史官与巫的工作职能有时候分工并不明确，有可能是由他们交替完成的。童书业的《春秋史》也有同样的记载:“有太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祝史、卜史、筮史、祭史、巫史等，是掌管书记、典籍、历数、地理、掌故、祷告、卜筮、祭祀、接神等事的官;在古代史和巫史不分的;史职最繁。”［4］

而在西周时，史官就已经不仅仅是记录言语的记录官而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并参政议政了。《周礼》中的记载，史官是数量最多的职官之一。西周中后期史官地位开始上升，据《毛公鼎》《番生簋》所载周厉王时期已经设置了太史寮的机构，它掌管着国家的历法、祭祀、占卜、文化、教育等事务，与卿事寮成为西周中央政权的两大官署。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