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惧为史官发覆——以《答刘秀才论史书》的绎说为中心.doc

韩愈惧为史官发覆——以《答刘秀才论史书》的绎说为中心

元和八年三月，韩愈自国子博士一职迁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履职未久，即有刘秀才者作书以史官职守相勉，韩愈因作书奉答，其文即今存《昌黎文集·外集》之《答刘秀才论史书》。由于韩愈在答书中表现了对于作史的畏葸，以为“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1](下)474，并多有懈怠史职之议论，从而引起了远在永州贬所的友人柳宗元的不满而遗书驳正。嗣后韩复又作书申论①按，柳宗元在永州看到韩愈的《与刘秀才论史书》后，有《与韩愈论史官书》致韩愈。而据柳宗元的另一文《与史官韩愈致段太尉逸事状书》中“前者书，进退之力史事，奉答，诚中吾病”语，则知韩在接到柳书后，复有致柳之书，而柳也因韩之第二书，对韩第一书中语因理解而释然。，这即是元和年间韩、柳二人围绕史官职守而生论争的一段公案②围绕韩、柳史官职守论争的讨论，朱维铮先生《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复旦学报》，2006年第3期）一文有精彩的论析，文中关于韩愈任史官现实境遇的分析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本文对朱先生的观点也有所借鉴，只是本文的讨论，主要以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一文为中心，偏重于探讨韩愈写作此文之心迹以及其对于体现韩愈性格及其文人形象的特殊意义，与朱文偏重于从韩、柳围绕史官职守的论争来讨论中国史学历史进程的取向有所不同。。由于在韩、柳往复论辩的书信中，韩愈两书仅存前者而佚后者，遂使其围绕史官职守的进一步辩解与说明不能为后世所知，而前书中畏葸畏祸、惧为史官的言词，则不免引起人们对其任史职时道德操守的误解。本文以《答刘秀才论史书》中相关的文本绎说为基础，结合韩愈任史职前后之仕宦心态、韩愈认同的史家文化立场与现实环境的冲突以及韩愈为史官之实际作为，对韩愈任史职期间一段特殊的心迹作出阐析，庶可揭橥其“畏为史官”之心理幽赜，并消除由此而产生的对韩愈道德持守的误会。

一

《答刘秀才论史书》文字不长，大旨以史不易作、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为主旨，而这层意思，在文中韩愈又是分为几个层面分别述说的。清人孙琮曾从文章章法角度对此文之文理意脉有所分析概括，谓：“通篇皆说史不易作。如说作史必有人祸天刑，一也；唐史不能卒卒而作，二也；自己无史才，三也；善恶爱憎无凭信，四也。叠叠四段，皆说史不易作，不知一起一收，作史之法已自说尽。”[2]206林云铭也说：“初言史不易作，次言作史之人多有阴祸，三言所以不易作者，在蒐罗必不能期其无漏，四言所以畏祸者，在传闻必不能保其皆真。”[2]206两位文章选家对此文内容之分析概括，皆撮其要而言简意赅，对把握韩文意旨颇有助益。但若要探韩愈此文之隐赜幽微，仅依此表层的文意概括是不够的，故以下对韩文的解读，着重截取其中较为重要的部分展开分析，以期对韩愈的文外之隐做出诠解与绎说。

文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以下数语：

仆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无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衰老，龃龉无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于上，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贱不敢逆盛指，行且谋引去。[1]（下）476

细味之，韩愈这一段话显非正言，而是意在言外的牢骚语。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人对于史官向来慕仰而尊崇之，充任史职，在唐代也曾经是士人企羡之仕宦荣选①初唐薛元超尝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刘餗《隋唐嘉话》，第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在韩愈生活的时代，史官即使不是仕宦者所追求的最理想之职位，但从体现士人之人生价值看，其在士人心目中仍然充满着神圣与庄严。早在贞元年间韩愈向友人崔立之表达自己的人生志向时即曾谓：“方今天下风俗尚有未及于古者，边境尚有被甲执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为忧。仆虽不贤，亦且潜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荐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犹去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二者必有一可。”[1]（上）252可见他很早就把享有“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之文化权利的史职，作为自己一生志向与追求的选项之一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在二十年之后，当朝廷授其以史馆之职时，其又何以会如此地牢骚满腹呢？

解释韩愈这一反常的表现，不能不注意到韩愈特殊的仕宦境遇以及由此引致的充任史职时复杂的心曲。关于韩愈任史职前之仕宦经历以及此次职官之迁除，《旧唐书·韩愈传》有较详记载：

……寻登进士第，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