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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南北朝史官任用的文学因素及其意义

魏晋南北朝是史官制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有关当时史官与文学的关系，历来研究者大多仅关注史书的文学性，而忽略了史官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所谓史官，即由帝王任命的记言记事的官员，在魏晋南北朝时主要包括著作官、撰史学士、兼职史臣和监修国史及起居注者。具备相当的文学素养和才能是这一时期史官任用的重要条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史官被选任的要求中看出，正如刘知几所说：“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在他官，或兼领著作。”[1]（P287）根据正史人物传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材料的统计，这一时期有史官经历的文士至少有一半。尽管史才应是选任史官的首要条件，但相较之下，文才却是这一时期对任职者的普遍要求。

一、魏晋南北朝史官任职资格考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官任职资格问题，迄今无人详考。笔者细究当时史官被任职的情况，发现原因主要有四方面：优秀的史才、杰出的文才、出色的“策能”以及门第品级。但是史才和文才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划分，存在交叉的部分。优秀的史官大多学综文、史，博闻多识，为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一，史官的职责主要是撰史和修起居注，史才也就成为首选条件。魏晋南北朝有不少文人因史才出色而被任史官。据记载，西晋时如华峤“有论议著述之才”，[2]（P1476）遂与中书共参著作事；郭琦“博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榖梁》《京氏易》百卷”，晋武帝“以琦为佐著作郎”；[3]（P2436）东晋时祖纳举荐王隐时称他“清纯亮直，学思沈敏，《五经》群史多所综悉，且好学不倦，从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贬与夺，诚一时之俊也”；[3]（P1698）何充、庾冰推荐谢沈时称“有史才”，[3]（P2152）遂迁为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徐广重视荀伯子的才学，于是荐任佐郎，“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传”；[4]（P1627）王韶之因私自撰写《晋安帝阳秋》，“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绪后事。”[4]（P1625）南朝时梁裴子野曾“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沈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深受当时兰陵萧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的称赞。因此，吏部尚书徐勉言之于高祖，授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5]（P442-443）北朝时北魏段承根受崔浩赏识，“以为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请为著作郎。”[6]（P1158）李敷引荐程骏时称“骏实史才，方申直笔，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请留之数载，以成前籍”。[2]（P3675）以上所举的善于著述、博综经史、撰写史志等都属于“史才”范围，士人由此而走上“史途”并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可见其在史官选用上的重要作用。

其二，杰出的文才是当时史官任职的重要资格。史官除了撰写史书和起居注外，在有诏命时还需校整图书，撰哀册文、碑文、奏议等，而这些职责的实现都离不开杰出的文才。因文才而任职史官的如西晋张载的《濛汜赋》为傅玄称赏，故“为之延誉，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补肥乡令。复为著作郎”；[3]（P1518）东晋郭璞的辞赋为世所称，“后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作佐郎。”[3]（P1901）干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佐著作郎”；[3]（P2149）萧梁任孝恭的才学为高祖所知，遂“召入西省撰史”[5]（P726）等等。北朝虽尚武，文学发展落后于南朝，但也有一批颇富才学的史官。如邢产属文，“少时作《孤蓬赋》，为时所称。举秀才，除著作佐郎”[6]（P1449）；少时即以文学知名的阴仲达为崔浩所知，荐曰“凉土才华”，[6]（P1163）遂参与修史，征为秘书著作郎；韩兴宗“好学，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学”，[6]（P1333）司空高允引参著作事；李谐“风流闲润，博学有文辩，当时才俊，咸相钦赏”，[6]（P1456）崔光引为兼著作郎；秘书监李凯因裴景融的才学“启除著作佐郎”，[6]（P1534）后迁辅国将军、谏议大夫，仍领著作；孙搴以文才著称，被“太保崔光引修国史”[6]（P1534）等等。由上可知，史官的任职方式主要有四种：士族子弟的起家官、皇帝直接任命、因才能为他官推荐、以他官兼任史官。而任职的共同原因是“才堪著作”。

其三，优秀的“策能”是当时史官任职的又一资格。魏晋南北朝选官设“秀才科”，虽出自荐举，但也有策问考试，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北堂书钞》引《晋品令》曰：“策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7]士人因对策称旨而被任史官者，如刘宋时扬州秀才顾练和豫州秀才殷朗“所对称旨，并以为著作佐郎”；[4]（P56）顾愿“大明中，举秀才，对策称旨，擢为著作佐郎”；[4]（P2087）北魏的韩显宗“太和初，举秀才，对策甲科，除著作佐郎”；[6]（P1338）裴延俊“涉猎坟史，颇有才笔。举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6]（P1528）卢观“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