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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咏史诗繁荣的史官文化背景

宋代史学发达，宋人编撰的史籍为文人提供了优秀的历史教科书，推动着历史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咏史创作的繁荣。而且，它所代表的史官文化心态也渗入到了咏史创作中，使咏史诗在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与史论、史评等史学体裁的融合，并成功地完成了由叙史言志到论史鉴世，从资政劝诫到童蒙教育，从文人雅赏到市井娱乐的功能转换。

宋代咏史诗；史官文化；史评；史论

两宋时期，咏史诗的创作群体空前壮观，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张方平、李觏、邵雍、刘敞、曾巩、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李纲、李清照、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刘克庄等都有叙议皆精、脍炙人口的佳作流传。咏史诗众体兼备，既有传统的五七言古体、律体、绝句，还有楚辞体、乐府体、集句体及四、六言古体等。据《全宋诗》《全宋诗订补》统计，宋代的咏史诗有7402首，数量可观，远超前代，立论新颖，以理致取胜，在古代咏史诗的发展历程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宋代发达的史官文化背景关系密切。

一、穷究治乱，上助圣鉴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今古罕匹”。[1]238-240古代重史的优良传统到宋代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形成了崇史的文化氛围，并最终促使古代史学走向了鼎盛期。宋代史学在史官制度、史学著作、史著体裁、史学大家及史学领域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宋帝对修史的空前重视、宋人对撰史的极度热衷，各种官修史书卷帙庞大，一些史学新体裁先后创立，为前代所不及。官修史书更趋全面化、系统化和制度化，有了记载保存一手资料的起居注和时政记。

宋人在“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2]9607的思想指导下，修史、治史的目的性很明确。如欧阳修有感于五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3]173，效法《春秋》，以个人之力编撰《新五代史》，“以翼大道，扶持人心”[4]10383。《〈伶官传〉序》从五代后唐庄宗遽盛遽灭的历史事实中引发出深刻的经验教训：“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种哲理性的名言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罕见的历史深度，体现了宋代的史学精神，从客观上适应了宋朝革除五代乱世之弊、重振纲常的政治需求。又如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为《资治通鉴》，希望皇帝能“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2]9607。全书体例谨严，结构完备，叙事清晰，质朴简洁，考证严密，文笔流畅。不仅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而且富于一定的文学色彩。唐史专家范祖禹认为“今所宜鉴，莫近于唐”[5]3，故著《唐鉴》以警示统治者。嗣后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均为编年史名著。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则以重大历史事件立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撰写，创纪事本末体史书。郑樵的《通志》综合历代史料，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大大扩充了史书的记述范围。朱熹与学生赵师渊据司马光《资治通鉴》《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及胡安国《通鉴举要补遗》，增损改编成《资治通鉴纲目》，自序云：“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统正于下而人道定。大纲概举而鉴戒昭，众目毕张而几微著。”[6]30朱熹认为司马光不分正闰的做法不符合正统观念，全部要改回来。《资治通鉴纲目》寓意褒贬，强调正统，简明易记，较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总之，宋代史著长篇巨制之多，史家成就之大，都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宋人除了以修史撰文来规范君臣大义外，还自觉地取鉴资治，常用《春秋》笔法在诗歌的世界里品评历史，故咏史之风遽尔勃兴。如宋庠《读贾谊新书》云：“谁谓贾生学，兼之文帝朝。死忧王坠马，生赋如鸮。被召宣温密，矜功绛灌骄。勤勤论五饵，史笔未相饶。”[7]2206诗人写读贾谊新书后之感想，并结合其一生行藏评其功过。又宋庠《进读唐书终帙》云：“隋室重氛极，唐家景命新。地归裂残壤，天洗战余尘。遂纳诸戎贡，争陪二月巡。瀛洲登俊老，烟阁尽名臣。轻重非关鼎，兴亡要在人。旧都纷秀麦，前事徧书筠。哲后疑图暇，西厢访古频。终篇见成败，摘句屡咨询。青史嘉遗直，元龟遗圣辰。愿将稽古意，万一助尧仁。”[7]2213则明确表达了以唐为鉴，再造清明盛世的殷殷期望。

二、酌古理今，资治惩劝

宋帝力图将修史与取鉴、资治更紧密地结合到一起，成为巩固统治的有效手段。宋朝建立伊始，宋太祖就下令修《五代史》，以便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曾说：“昨观新史，见梁太祖暴乱丑秽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贼虐也。”[8]125宋帝及士人都认为“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4]13149，故要“大厉名节，振作士气”[9]3086，故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集中理学、史学、文学各种力量大力整顿纲常，收拾世道人心。这场思想领域的整顿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对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分裂割据，巩固大一统局面起到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