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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李杜优劣”论

李白和杜甫是唐代成就最高的两位诗人。他们以不同的艺术风格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精神。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在并论二人的同时进行比较，以致很多文论家都卷入了“李杜优劣”的论争之中。明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杨慎也对此一论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反映了明代中期的文学风气和杨慎自己的文学主张，并且给予后世学人以方法论和切入点的启示。

杨慎从骨子里对二人是极为钦佩的，因而一般都是李杜并举，认为二人是比肩而行的：“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①，又谓：“执鞭从李杜，倾盖许班扬”（《集》卷二十一《雨夕梦安公石张习之觉而有述因寄》），明确表示自己景仰、追随李杜的诗学取向。在分别论述的时候，杨慎对二人也是极为推许的。他对李白是颇为折服的，其《李诗选题辞》谓李白“泣鬼神而冠古今”②，称赞李白化用古乐府“意益显，妙益见”（《诗话》卷二《太白用古乐府》）、“李太白曜风雅之绝麟”③，认为李白是最后一位能发扬《诗经》优良传统之诗人。同时，杨慎对杜甫也极为钦佩，评价杜甫诗论之精妙（《诗话》卷五《杜少陵论诗》），服膺子美的鉴赏眼光（《诗话》卷九《庾信诗》），又谓杜诗“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的诗句“得夺胎之妙”（《诗话》卷五《杜诗夺胎之妙》），连连夸道杜甫《赠花卿》一诗“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诗话》卷十三《锦城丝管》），甚至连杜甫的祖父杜审言都连带褒奖（《诗话》卷五《杜审言诗》）。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杨慎尊杜甫为“圣于诗者”的注脚（《诗话》卷十一《评李杜》）。

所以就有学人认为杨慎受到前代李杜不辨优劣观点的影响，进而论定：

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④

通观所论，升庵之于李杜，总体而言，殆无轩轾。……人或谓其“扬李抑杜”，未必然也。⑤

于并论李杜诗时，无论征引旧说或申以己意，则皆有异同而无轩轾。⑥

但是我们却能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杨慎是更为推崇李白的。

《诗话》卷四《巫峡江陵》云：

杜子美诗：“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李太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尽，扁舟已过万重山。”虽同用盛弘之语，而优劣自别。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论，此语亦太愦愦。白帝至江陵，春水盛时行舟，朝发夕至，云飞鸟逝，不是过也。太白述之为韵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

《诗话》卷十一《评李杜》云：

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与？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与？宋则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车云：“太白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二公之评，意同而语亦相近。余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

综上所引，杨慎首先认为李杜优劣自别，杨慎对李白顶礼膜拜，并且以《汉书》和《史记》来比拟二人之成就。《史记》不单单是继承“古今文章之最”⑦和“天下之至文”⑧的《春秋》，而且大量地旁征博引此前所有优秀的文化遗产，汇集秦汉一切优秀成果和经验，是“独冠诸史”的史传散文的典范之作和集大成式的著作。对于《汉书》，杨慎则不客气地指出它的纰缪：“班史《古今人表》予反复论之，其谬有四：一曰识见之谬，二曰荒略之谬，三曰名义之谬，四曰妄作之谬。”（《集》卷五《古今人表论》）观此，杨慎扬李抑杜的倾向显而易见。

杨慎倾心于李白，誉李白为“古今诗圣”（《集》卷三《周受庵诗选序》），说李白“笔力似乌获扛龙文之鼎，其精明似光弼领子仪之军矣”⑨。杨慎对于李白身世和籍贯的考证，是唐宋以来最为详尽的。出于对李白的膜拜，杨慎的很多诗歌不仅题材内容相同，而且意境句式亦颇多相似。杨慎认为杜甫虽然有“含蓄蕴藉者”，但是也有“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之“下乘末脚”（《诗话》卷十一《诗史》）；虽有早年之“精细”，却也有“晚年横逸不可当”（《诗话》卷十三《学选诗》）；虽然号为大家，却偏偏不善于绝句的创作（《集》卷二《唐绝增奇序》）；某些诗句“意求工而语反拙”，某些七言律“玉瑕锦类，不可效尤”（《诗话》卷三《玉瑕锦类》）。非但如此，杨慎连杜甫的学习膜拜者也一同抨击：“近有士人熟读杜诗，余闻之曰：‘此人计必不佳，所记是棋势残着，元无金鹏变起手局也。’”（《诗话》卷十四《半亭杜诗》）杨慎虽然在晚年孤苦伶仃客游异乡的时候，颇能能体会到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漂泊的感受，也曾仿杜甫《秋兴》而写被后人誉为“杜甫夔州以后诗”的《春兴》八首⑩，但是他总体上还是对李白有偏爱，为李左袒的。

杨慎对李白的偏爱，如果用“杨用修好誉其乡人，屡尊李白”?来论定，未免显得武断、空泛而缺少说服力。杨慎对李白的美誉，究其原因，大概有五：

其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使得杨慎能够与李白产生共鸣。

《集》卷四十九《李白墓志》对李白的狂放不羁和胸怀洒落表达了深深的赞许，对命运多舛的同乡人寄予了深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