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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封建论”发微

明代中期，在当时多数论者提倡“封建”之际，杨慎却极力反对“封建”，支持郡县，认为“封建”非圣人意，郡县取代“封建”乃势所必趋，并以其时云贵川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的史实来加以论证。杨慎“封建论”与其反理学、心学的立场是一贯的，同时反映了明代藩王给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危害。尽管杨慎反对“封建”，但他与支持“封建”者一样，对于当时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并自觉维护国家统一。

杨慎；封建论；宋明理学；土官；藩王

“封建”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封邦建国之意，指我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典型是西周时期，周天子把自己直接管辖的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并授予他们爵位，让他们建立封国，并拥有世袭地位。战国时期出现了郡县制，统治者把帝国划分成若干郡与县，由中央政府任命郡守和县令治理之，且各有一定任期。自此，封建与郡县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二元对偶的关键词，恰如章士钊所言：“盖封建与郡县者，逻辑之偶名也，凡偶名，所涵举一半，而余一半可喻。”[1](p82)

秦汉以来，尽管郡县制逐渐成为主流，然而有关封建与郡县二者优劣利弊的争论一直绵延不绝。支持封建和郡县的都大有人在。支持封建者的封建论多成为在国家结构形式以及地方治理问题上的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表达，代表了政治生活中的理想主义。[2](p53-63)而支持郡县制的封建论则代表了政治生活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唐代柳宗元和宋代苏轼都是郡县制的支持者，其封建论都以“势”论封建、郡县，认为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同时，他们的封建论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生活在中唐时期的柳宗元反对封建，支持郡县，主要是反对其时的藩镇割据；而生活在北宋后期的苏轼认为封建乃争之始与乱之端，显然与他所处时代内忧外患的局势不无关系。继柳宗元、苏轼之后，明代中期的杨慎也是一位郡县制的坚定支持者。多年来，学界对于杨慎已有相当研究，[3](p82-87,p105-111)而有关杨慎封建论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冯天瑜先生指出杨慎请出主张天下“定于一”的孟子来为废封建、行郡县作论证，是其封建论的精彩之处。[4](p75)丰家骅先生则从史学思想的角度指出杨慎反对“封建”，支持郡县乃是其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表现。[5](p279-283)相关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杨慎“封建论”的角度及特点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杨慎“封建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色，尤其是在有明一代中期多数论者同情或支持“封建”，反对郡县之际，他却极力反对“封建”，支持郡县，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现实关照？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谓生今反古”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殁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祖籍卢陵，元末迁入四川新都定居。其父杨廷和是“首相两朝，有除难定策之功”的大臣。杨慎幼年随父在京读书，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回四川参加乡试，考中举人，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参加殿试，考中状元，当时他年仅23岁，被任命为翰林院的修撰。以后，他又担任过经筵展书官、殿试举卷官、殿试受卷官等职。这使他能够出入于皇家藏书馆之中，有机会阅读一般人难以见到的经史百家、天文地理以致稗官野史等各种书籍，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创造了有利条件。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杨慎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继而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杨慎从35岁起被谪戍到云南后，在明世宗当权的45年中，一直没有得到赦免。嘉靖三十八年（1559）死于戍地，年72。

尚古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尤其是一些儒家的信徒往往认为恢复旧制度就可以使社会长治久安。杨慎并不迷信古制，而是以“势”论封建，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反对俗儒曲士“党往仇来，荣古陋今”。[6](卷六十五·琐言)这可说是其封建论的重要特色之一。

虽然我们通常所说的完整意义上的封建以西周封建为典型，但是汉代以来的儒者把封建制度造作到三代，一直推到黄帝，更为其披上“圣人以公心待天下”的光环。杨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指出封建不取决于“圣人之意”，而是决定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其言曰：“余得拾其遗而裨之，曰封建始于黄帝不得其利，己受其害矣。蚩尤亦诸侯也，上干天纪，下肆民残，以帝之神圣，七十战而仅胜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余画野之君、分城之主虽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迹，帝固不得而废之也。嗣是九黎乱德矣，防风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篡弑矣，昆吾雄伯矣，皆诸侯之不靖者。其余尚多有之，而载籍散亡不可以悉。”[6](卷四十八·封建)如果说封建真是圣人制作，那么就不应有任何害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黄帝开始，封建便已不得其利，反受其害。当时作为诸侯的蚩尤不守法，残害百姓，而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黄帝不得不对蚩尤进行讨伐，战了七十个回合才打败蚩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