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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的杜甫研究

一

杨慎(1488——1559)，字用修，新都(今四川成都市)人，少师廷和子。正德六年试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世宗即位，起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帝纳桂萼、张璁言，召为翰林学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帝怒，后贬云南永昌尉。长期生活在永昌。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杨慎幼警悟，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著有《升庵集》八十一卷，《外集》一百卷，《遗集》二十六卷。杂著多种。《明史》卷一九二有传。杨慎的杜甫的研究成果，见于他的诗话和其他著作中。

二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也是重要的杜甫学家，在杜甫学上有很大的建树。闵映璧在《杜少陵诗选》序说:“我朝杨太史用修阅上批骘之，才致所关，但经拈出，偶一寓目，辄欲搔首问天。是少陵之神得诗以传，诗之神复得用修以传。”对杨慎捧得太高，不能令人信服。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人对杨慎的杜诗学的推崇。

杨慎研究杜诗有自己的视角。他特别注重从“言志”的角度来研究杜诗。他认为杜甫是屈原似的伟大诗人，其诗是雅士骚人的诗。他说:“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架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宋则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余谓太白，仙翁侠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杜甫确实是封建社会最具有儒家风范的饱经忧患的诗人，他的作品正是写他的社会经历和思想，具有雅士骚人的韵致。杨慎的说法很有新见。

杨慎特别强调杜诗的抒情性，故强烈反对杜诗为“诗史”之说。他在《诗史误人》中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苕’‘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为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如刺淫乱，则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家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与讪讦，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为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杨慎反对“诗史”说虽然太偏激，批评杜诗太露也表现出他文艺批评中保守胶固的一面，但他强调杜诗是抒情诗，强调杜诗是像《诗经》一样“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却是非常正确的。

杨慎认为杜甫在艺术上有绝大的开拓，把诗歌艺术推向了极致。他在《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中说:“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飒，实自杜陵始。经学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鸾辂生于椎轮，龙舟起于落叶，山则源于覆篑，江则源于滥觞。今也，譬则乞丐沾其剩馥残膏，犹之瞽史诵其坠言衍说，何惑乎!道之日芜，而文之日下也。”所谓“畅”即可随心所欲地表现思想。艺术极为丰富，极为成熟，涉笔成趣，天地广阔。物极必反，最盛的时候也是衰微的开始。说古诗从杜甫开始走下坡路，也是事实。

杨慎很注意对杜甫创作道路和经验的总结。他认为创作需要多读书，杜甫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主要的经验之谈。他在《读书万卷》中说“杜子美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读书虽不为作诗设，然胸中有万卷，则笔下自无一点尘矣。今日士夫，争学杜诗，不知读书果曾破万卷乎?如其未也，不过拾《离骚》之香草，丐杜陵之残膏而已。又尝记宋宣政间，文人称翟汝文、叶梦得、汪藻、孙觌四人。孙尝自评曰:‘吾之视浮溪，浮溪之视石林，各少十年书，石林视翟忠惠亦然。’识者以为确论。今之学文者，果有十年书乎?不过抄《玉篇》之难字，效红勒之轧辞而已。乃反峻其门墙，高自标榜，必欲晚古人而薄前辈，何异‘蚍蜉撼大树’乎?”深刻阐发了杜甫重视读书对创作有重要作用的思想。

杨慎认为杜甫诗的艺术，是在学习《文选》艺术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发展，而形成自己艺术风格的。《学选诗》中提到:“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杜子美亦多是效《选》诗，后渐放手;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逸不可当。”《刘须溪》中说:“须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选》诗又李杜之所自出。”“谢宣远诗:‘离会须相杂。’杜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