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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家莫言及其作品1

论作家莫言及其作品《红高粱》摘要: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莫言的写作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传统规范，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其代表作品《红高粱》获1987年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此小说改编并参加编剧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莫言作品由此在海内外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

关键词:莫言;《红高粱》;文学;电影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上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加入解放军。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主要写乡土题材，其成名作为《红高粱家族》，以内容新颖奇妙，风格大胆泼辣，叙事独到丰满，感情激烈昂扬震动文坛。

《红高粱》表面上写的是关于抗日的故事，但作品的内在底蕴却是揭示在战争、苦难、礼教等枷锁重压下激发起的民族血性和刚勇。“红高粱”意象即是这种血性、刚勇和饱满生命力的象征。小说以生命的辉煌——高密东北乡人任情豪放的壮丽生活图景，表现了民族生命意志的强大和不可战胜。

《红高粱》通过“我奶奶”戴凤莲和“我爷爷”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

在小说中“我奶奶”“我爷爷”，他们浑身上下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奶奶”年轻美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拨动，好似风中招飐的杨柳”，洋溢着生命活力，甚至有些放纵与风流。她16岁出嫁，渴望幸福美满的婚姻，“渴望躺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消除孤寂”，谁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单扁郎，因为单家富甲一方，生命刚刚结出花蕾，就面临凋零。这时“爷爷”出场了，“奶奶”的美丽“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他劫走了三日后回娘家的“奶奶”，俩人以原始炽烈的生命热情，在红高粱地里翻云覆雨，共享生命的欢乐与灿烂，共播生命的种子。一切不复存在，只有赤裸的生命在疯狂，甚至可以说是放纵本能与情欲。“爷爷”杀了单家父子，终于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从此“奶奶”像鲜花一样饱满地开放了。日本人来了，他们的生命又和抗战联系在一起。管家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奶奶”和她家的财产被日本人剥皮杀害，“奶奶”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已经成为民间武装(或曰土匪)司令的“爷爷”(余司令)喝下，去打日本人。战争是悲壮然而热烈的，“爷爷”带着儿子豆官(“我父亲”)，扛着土炮，在日本兵的枪林弹雨中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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厮杀。“奶奶”最终牺牲在战场上，临终前她仰望天空，为自己这样激情地走过一生而感谢上苍。在小说中“奶奶”“爷爷”完全不似以往的革命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为了理想信念，为了国家民族去战斗去献身，而是在生命力的驱动下，去生活、恋爱、繁殖、杀人、越货、抗日、牺牲。他们为解放生命而活，又为生命解放而死，无“是”无“非”(在抗日这一民族大义上不含糊)，敢做敢为，他们可以说是生命意识层面上的“英雄”。

对于抗战故事的描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战争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概括地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50—70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惟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

文化模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是巨大的。小说不仅蕴含人类的原始文化积淀，作者对历史、社会、道德的认识和评价等诸多文化意识也包容其中，有时表露得非常鲜明。《红高粱》就代表了当代作家某种鲜明的文化倾向，有别于传统的革命战争小说。这样的文化意识，反映在内容和形式上，使小说既作为先行者取得某种创作上的突破，并引来诸多的模仿者，也带来种种是非的争论。

叙述，是小说的重要因素:首先，故事是由谁来说，讲述者不同，它的视角和口吻会不一样。叙述的角度可以分为“全知全觉”(作者像上帝一样，什么都知道)和“有限视角”(作者完全依赖人物的眼睛来看小说中的世界);其次，用怎样的叙述人称，是“第一人称”(我)还是“第三人称”(他)来叙述。前者给人真实亲切感，后者比较自由，不受束缚地出入人物和情节中。《红高粱》的作者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还煞有介事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