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牡丹诗词的文化观照.doc

金元牡丹诗词的文化观照

唐宋是我国古代牡丹审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继之而起的金元两朝，政治形势和社会文化与唐宋两朝大不相同。由于金元士大夫文人身份构成比较复杂，由此导致他们对于牡丹的栽培、游赏与题咏，因身份和文化心态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差异。或艳羡前朝风流，流露出些微的文化传承意识；或推重大都牡丹，从而表达一种“本朝亦盛”的心态；或颇寓兴亡之感，体现异族统治下传统士人的幽怨情愫。因唐宋金元画学昌明，牡丹成为花鸟画的重要题材，金元士大夫文人题咏牡丹绘画的诗词，与唐宋相较，骤然增加，值得关注。

金元；牡丹诗词；文化观照

一、唐宋牡丹文化与牡丹诗词概述

牡丹作为我国最负盛名的花卉之一，初盛唐时期，经武则天移植入宫廷，因唐玄宗、杨贵妃等帝王后妃的由衷赏爱，从众芳中脱颖而出，成为“花中新贵”。中唐时期，两京士庶、市井出于对宫廷文化的欣羡，纷纷追赏牡丹，从而形成弥漫于两京（长安、洛阳）的牡丹玩赏之风。北宋天下太平，以洛阳为中心的牡丹栽培、游赏之风，更甚于唐代，贡花、万花会和赏花钓鱼宴等经常性、大众化和制度化的牡丹玩赏活动，成为北宋两京（洛阳、开封）牡丹审美文化的独特风景。遗憾的是，经过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以后，北方中原广大地区沦陷于金国；与此相应地，曾经的作为京洛风流重要象征的牡丹栽培与游赏风习，也进入南北分途发展的局面：南宋朝廷和广大士大夫在继续宣和遗风、偶亦热衷于牡丹之游赏的同时，更多地由江南牡丹勾引起对于北宋繁华盛世的追忆；牡丹游赏之风，总体上远逊于北宋。150余年之后，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重蹈覆辙，元蒙政权的金戈铁马完全占领和统治华夏民族旧有山河。天下虽重新混一，文化却发生重大转移，持续数百年的牡丹游赏之风，也不得不面对时移世改的局面而有较大改变。

随着牡丹审美玩赏风习的渐次演变，唐宋牡丹诗词也发生了数次移易，主题及所附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亦因之不断深化和升华。初盛唐牡丹诗词传世作品甚少，上官婉儿《宴赏双头牡丹》残句“势如联璧友，心若臭兰人”，赞美牡丹花的同时，谀扬武后的意味甚明。李白【清平调】三首，将牡丹花与杨贵妃互相比并，赞花赞人，令唐玄宗龙颜大悦，杨贵妃喜形于色。这类应制之作，宫廷文学侍从之臣的把戏，在北宋时期曾分别演为宋仁宗天圣年间的影响甚大的几次宫廷唱和，以及真、仁之世持续甚久的例行宫廷赏花赋诗活动。这类作品虽然难以见出作者个性化的情感与思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牡丹文化的政治意涵。宋人强至《题姚氏三头牡丹》云：“好为太平图绝瑞，却愁难下彩笔端”，将姚氏三头牡丹视为太平盛世之象，已隐然包含了后世以牡丹象征国家繁荣昌盛的文化意义。

除这种应奉颂圣的牡丹诗词之外，唐宋士大夫文人绝大多数牡丹诗词大多包含以下主题，或咏赞牡丹形质之美，在游赏之际，怡悦情性，如中唐王建《题所赁宅牡丹》，北宋李昉、李至唱和创作的《独赏牡丹因而成咏》《奉和独赏牡丹》《牡丹盛开对之感叹寄秘阁侍郎》《奏和牡丹盛开之什》等，张齐贤《答西京留守惠花酒》诗所云“有酒无花头慵举，有花无酒眼倦开。好是西园无事日，洛阳花酒一齐来”，颇能体现这种优游玩赏的文化心理。或关注牡丹花之品类性状，如北宋士大夫文人大量题咏姚黄、魏紫、千叶、双花以及红、紫、白、黄等牡丹种类的诗篇，体现出宋人禀承儒家“多识草木”之训的浓厚博物之趣；或受理学文化熏习而观物咏花以明理，如北宋邵雍在《伊川击壤集》中喋喋不休地题咏洛阳城、安乐窝中的牡丹以表达其对于宇宙、世事、人生的体悟与思考；或胸怀兼济之志，有感于风俗之奢靡而借题咏牡丹以嘲花刺俗，如柳浑《牡丹》、白居易《秦中吟?买花》、《新乐府?牡丹芳》，司马扎《买花谣》、李新《打剥牡丹》等；或因花生感，感物伤怀，写下大量因牡丹而触发身世之感、贬谪之恨、流落之悲、亡国之痛的诗篇，如中晚唐元稹、白居易、刘禹锡、令狐楚、李商隐，北宋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等，因牡丹而慨叹人生、感伤身世；南宋李纲、陈与义、陆游、刘克庄等众多诗人借题咏牡丹以抒发中原沦陷、京洛蒙尘，自身及南宋朝廷流落江南、恢复无望的沉痛喟叹；最令人感慨的是，南宋末迄宋元易代时期，许多诗人词人站在唐宋六百年兴亡史的高度，反思数百年牡丹玩赏风习之演变与政治盛衰、国家民族兴亡之间的关联，从而赋予牡丹以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国家、民族屈辱的见证，进而成为国家、民族繁荣昌盛的象征。

唐宋六百年的兴亡史，主要植根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深层痼疾，但来自外部侵略集团的巨大压力，也是不争的事实。靖康之变，京洛蒙尘，中原沦陷，二帝北掳，宋室南渡，使淮河以北中原广大地区被女真族金国所统治；德祐二年（1276），南宋都城临安陷落；祥兴二年（1279），厓山海战，陆秀夫背负年幼的帝昺蹈海，南宋灭亡，中华大地第一次全面被北方游牧民族统治。

如此巨大的历史变迁，以及随之而发生的文化流变，对于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士大夫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