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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牡丹谱录考释——兼论明代牡丹文化

牡丹（PaeoniasuffruticosaAndr.）为毛茛目芍药科芍药属多年生灌木，原产于我国。牡丹既可视为花卉，亦可用作药材。药材牡丹最早收录于《神农本草经》［1］（P217），观赏牡丹的栽培则始于东晋［2］（P16-19），从盛唐始，人们对观赏牡丹的喜爱、追捧之风日盛［3］（P46-60），终唐一代咏叹牡丹的诗文竟多达百余篇［4］（P18-23）。宋代出现了专门记载牡丹的谱录，标志着我国牡丹栽培发展到了新阶段，牡丹的栽培技术、以牡丹为主题的园林设计也有大幅提高，且牡丹品种已达百余种［5］（P326-336）。

“谱录”原指谱牒、家谱［6］（卷五十八,P953），后逐渐泛化为描述某类事物的作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两宋时期得到全面发展，在生物学领域表现为大量记载动植物的专著谱录的出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牡丹谱录。《越中牡丹花品》（仲休撰）的问世，标志着可以考证到的世界上第一部牡丹谱录的诞生，随后更是涌现出《牡丹谱》（范仲淹撰）、《洛阳牡丹记》（欧阳修撰）、《牡丹荣辱志》（丘濬撰）等共计17部牡丹谱录［3］（P46-60）。明代牡丹谱录的数量较宋代有所减少，但记载包含牡丹在内的的大型花卉综合谱录却较宋代有所增多。可惜的是，研究者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宋代，而对明代散见于花卉综合谱录中的牡丹文献不够重视，正如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言：“国际上对这种精彩的文献几乎还不甚了解，对其评价也是极不恰当的。即使是西方最杰出的中国植物学家，也忽略了它们。”［7］（卷六,P302）虽然吴诗华、金家年、陈平平等学者做过不少明代牡丹谱录的研究，但都聚焦于影响较大的几部谱录，宏观性研究不足，且对于明代前后的相关谱录有所忽视，像谱录记载整个明代牡丹种类的多少、较宋元牡丹栽培技术的改进等问题，仍有值得探讨之处。本文着眼于明代各牡丹谱录的成书时间、作者信息、记载的品种数量等，以期厘清明代牡丹谱录的发展脉络，并力图阐明兴盛的牡丹文化与明代社会的关系。

一、相关文献考释

牡丹谱录按内容分为品种谱和综合谱①两大类，明代牡丹谱录以综合谱为主。本文所考证的“牡丹谱录”，为明代专门记载牡丹的书籍，以及大型花卉综合书籍中有关牡丹的专门章节，内容包括牡丹的品种数量与栽培技术。牡丹谱录的查找及整理是以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李娜娜《中国古代牡丹谱录研究》为基础，并参考中华古籍资源库及中国基本古籍库等相关平台的文献记载。在整理、归纳之后，得出明代牡丹谱录至少包括《诚斋牡丹谱》《牡丹花谱》《亳州牡丹史》《评亳州牡丹》《亳州牡丹志》《牡丹志》《丛桂牡丹谱》等7部，并且明代大型花卉综合谱《花史左编》《汝南圃史》《二如亭群芳谱》中也有独立的牡丹谱录章节记载。今将明代牡丹谱录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考释，兹阐述如下。

（一）朱有燉《诚斋牡丹谱》

朱有燉（1379—1439），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橚长子，号诚斋，又号锦窠老人，明代剧作家，袭封周王，薨后谥宪，世称周宪王。高儒《百川书志》将《诚斋牡丹谱》收录于卷10“农家类”［8］（卷十,P144），根据高著可知，其内容记载了20种牡丹品种及栽培之法。但是通过查找《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34册，发现收录了明宣德五年刻本的朱有燉《诚斋牡丹谱》《诚斋牡丹百咏》《诚斋梅花百咏》《诚斋玉堂春百咏》各一卷［9］（P115-119)，其中《诚斋牡丹谱序》之后就是《天香圃牡丹名品四十四品》和《栽种、分接、灌溉、培壅、疗治之法》，再其后记载了《诚斋牡丹百咏》，按照序言推断《诚斋牡丹谱》的内容记载了44种牡丹品种。则可知《诚斋牡丹谱》就是由《诚斋牡丹谱序》《天香圃牡丹名品四十四品》和《栽种、分接、灌溉、培壅、疗治之法》三部分组成。《百川书志》编成于嘉靖十九年（1540），距离《诚斋牡丹谱》成书时间宣德五年（1430）已过一百多年，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将《诚斋牡丹谱》中记载的44种牡丹品种误写成20种。《诚斋牡丹谱》记载了周府后苑“天香圃”中栽种的44种牡丹品种，及牡丹栽种、养护之法，属于综合谱。朱有燉一生喜爱牡丹，在其后苑“天香圃”中共栽种牡丹三千九百余本且有多部著作内容涉及牡丹，包括《风月牡丹仙》《新编天香圃牡丹品》《诚斋牡丹百咏》等。

（二）高濂《牡丹花谱》

高濂（1573—1620），字深甫，号瑞南道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代剧作家。高濂所著《牡丹花谱》属于《遵生八笺》第十六卷中《花竹五谱》中的章节，从《遵生八笺》②序中可知，此书刊于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高濂在开头说：

高子曰：华品若牡丹、芍药、兰、竹、菊类，俱有全谱，即余所编菊谱，名曰《三径怡闲录》是也。不能全举以烦卷帙，聊述诸谱切要并种花杂说，录为山人园圃日考。不敢云备，要亦不外是也，艺花者当自取裁。［10］（卷十六）可知《牡丹花谱》所录牡丹品种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