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封杨万里与《金陵省难史》新考.docxVIP

除这三条而外，也许，清廷两江总督怡良在咸丰六年写的奏报，可以算作“逼封万岁”的一个旁证。

（四）清朱学勤等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六三所引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三日两江总督怡良奏报，它说：

杨逆向洪逆索取伪印，意图并吞，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

这条记载虽然说的是“索取伪印”，不是“逼封万岁”，但两者同属一“逼”。不过，它也只能得自传闻，这只要考虑到怡良处于敌方这一点就知道了。

以上有关天京内江的最初记载，都著录了“逼封万岁”之类的事。自此以后，凡肯定“逼封万岁”其事的史著，都是根据这些记载辗转抄录的，已无查核的必要。这里的问题是，有关天京内江的最初记载并不止于上列几条,还有一些记载,在实质性内容上却是与上列记载对立的：

（五）布列治门（Bridgman.ElijanColeman）发表在1857年1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它说

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故，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

（六）麦高文（Macgowan,DanielJerome）发表在1857年5月9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它同布列治门的说法一致，都认为天京内江的起因是“告密”而不是“逼封”。

这两条通讯的说法和“逼封万岁”说是对立的:如果杨秀清当时确已面逼洪秀全加封或交印，那么还有什么更甚于此之“密”可“告”；如果有足以引起内江之“密”可“告”，那就不应该出现逼封或索印之类的事情。当然;这两条通讯也还是得自传闻;但就“告密”一事而言，却似乎并非无据。麦高文的通讯中还指出了告密人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的第八位。从洪秀全算起，第八位应是豫王胡以院，但胡以胱在内江之前早已病死。据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奏报:洪秀全在诛杀韦昌辉之后，又于十一月初一日将燕王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铭同时处死。陈承铭是朝内官的领袖，位次紧接胡以既，如果剔出已死的胡以胱不计，他正是领导集团中的第八位。后来洪秀全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曾说东王是“遭陷害”死的,暗示有“告密”一事。这样，“告密”一说，也就有了一些蛛丝马迹。

除两条外人通讯而外，还有一条属于最初的记载，也是与“逼封万岁”说相反的。这就是：

（七）《石达开自述》，这份自述系清吏记录,时在同治二年（1863）。它说

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要杀韦昌

辉。达开见事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即将韦昌辉杀了，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

石达开是金田“起首共事之人”，位居翼王，于情于理,他是应该知道一些内情的;但是，第一,他当时也不在天京;第二,洪秀全、韦昌辉对他心怀疑忌;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洪秀全严密封锁了天京内江的真情。所以象翼王石达开这样的人，也就只能“闻有内乱之信”，而不能在回天京后直接从洪秀全那里了解到内乱之实了。不过，他所听到的传闻却正好与“逼封万岁”说相反；内江的起因不在于杨秀清的逼封，而在于洪秀全的阴谋。与洪秀全关系不算不深的石达开深信,洪秀全猜疑心重,而且在自己认为必要的时候会搞阴谋。这一点，从石达开的远征不返和《自述》中关于天京内江的说法,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有关天京内江的最初一些记载矛盾百此这个情况说明了内江实情是被洪秀全严密封锁了的。也许他有难言之隐吧!所以，无论“逼封万岁”也好，“索取伪印”也好，“告密”也好，“故意加封”也好，都是小道消息或谣言。谁真谁假，甚至在当时象石达开以及李秀成这样的人物，也是难以判别的了。不过结合太平天国当时的情况，特别是洪、杨当时的关系,我们也还可以分析出天京内江的端倪。

天京内江之前,太平天国军政大权都集于杨秀清一身。按照太平天国中央政府的编制，天王府内并无管理国家军务政务的机构或人员，而杨秀清主管的“东殿六部尚书实际上成为太平天国前期总理国务的机关”

群贼具奏于洪逆，概谓之本章.然不能径达，必由杨逆率韦、石诸逆转奏。能列名于本章者，唯杨、韦、石三逆。下此具本章于洪逆，仅请安、贺喜、谢恩而已概不准奏事，且必请杨逆盖印，否则洪贼不阅。若一应军务,各伪官俱具禀杨逆,谓之禀奏……大权悉为杨逆所揽.是以本章寥寥,而禀奏独多……杨逆入奏,从无驳回者。

洪、杨之间的这种关系,必然包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在天京内江之前三年即已相当尖锐。《天父下凡诏书二》所记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十一月二十日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及两天后杨秀清上朝劝慰一事,表明杨秀清那时就已经看出了洪秀全对自己的极端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