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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评傅作义的“共荣圈”与北平和平解放
姚天强*
(山西运城学院师范分院,山西运城044000)
[摘要]: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以傅作义为首的荣河系,尤其是王克俊、阎又文、周北峰、刘厚同等人,利用其特殊身份,充分发挥独特的个人才干,最大程度地维护了荣河系利益。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乡党关系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斗争中,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关键词]:傅作义;乡党;共荣圈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就傅作义集团来讲,山西和绥远两省的人士是比较多的,尤其是由山西荣河、运城、临猗、闻喜、河津、稷山等地的运城人所构成的“共荣圈”,是该集团的骨干所在,并且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傅作义生平》一书中,有论者在评价傅作义的用人时,提到绥远时傅作义主要用的是晋南人,尤其是荣河籍人较多,所以有人称其为“共荣圈”。而傅主政北平后就不分地域,大胆任用其他省籍的人。[1]笔者认为,此论仅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实质却没变。比如关于华北剿总的人事安排就是个典型。首先,关于华北剿总的8个副总司令人选问题。虽然他们都是一些有名有望的人,如上官云相,刘多荃,吴奇伟等,但大部分都是挂名而已。其次,关于秘书长一职,虽然名为郑道儒,但其并不到“剿总”上班。而副秘书长有焦实斋和王克俊两人担任。据说前者在“剿总”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只有身为傅的亲信,山西临猗人王克俊掌握着“华北剿总的机要事宜。而且,王还兼任政工处处长一职。这一任命更体现了乡党的重要性。因为其职权可以直接向军及军以下部队的政工处行文,说白了相当于监军。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所以,在处长一职的人选上,傅作义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委派,而是自作主张任命王克俊为处长。对此,蒋介石最终选择了默许的态度。第三,周北峰,山西永济人,任华北剿总土地改革工作队队长,也是傅的亲信之一,曾代表傅作义参加了北平和平谈判工作。第四,阎又文,山西荣河人,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兼任华北剿总的新闻发言人,也是傅的亲信之一,是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参与者之一。第四、其他诸如经理委员会主任潘瑞徵,山西荣河人;雷立法,山西猗氏,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处处长;景行,山西猗氏,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第4处副处长;樊鹏翱,山西荣河,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互助社主任;李居义,山西安邑人,前华北剿总少将顾问;杜勤书,山西万荣人,前华北剿总少将参议;潘天霖,山西荣河人,前华北剿总修建委员会军简二阶主任(同少将衔);肖如之,山西稷山人,前华北剿总副官处科长;潘佳绪,山西荣河人,前华北剿总印刷厂上校厂长;蔡苏民,山西荣河人,前华北剿总经理委员会第一科上校科长;赵兴华,山西解县人,前华北剿总集训团上校军需主任;李煊耀,山西荣河人,前华北剿总经理委员会驻张垣办事处上校主任;王金泉,山西稷山人,前华北剿总政工处上校督察员。所以,傅作义集团中的“共荣圈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选取王克俊、阎又文、周北峰、刘厚同等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来论证这一观点。
*[作者简介]:姚天强(1977-),男,汉,山西浮山人,助教,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籍贯近同,协调一致
就籍贯来讲,傅作义是山西荣河人,在他的周围积聚着一批以荣河籍为中心的运城人。尤其是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王、阎、周、刘、四人分别是山西临猗人,山西荣河人,山西永济人,山西运城盐湖区人。笔者认为,正是由于籍贯上的近同性,从而使他们在傅作义决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首先,作为傅作义的左膀右臂,王克俊是坚定支持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的。如1948年10月25日夜,王克俊在获悉傅作义的决定时,曾向傅表态说:“我是个军内文人,但还深知士为知己者死’。我王克俊有一颗头,绝不畏艰难险阻,定要不辱使命地去完成此事。[1]并且,他是北平和平谈判自始至终的组织者、参与者。如最初在试图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系时,就是王克俊在秘密进行的。当傅方三次派代表与解放军进行谈判时,也是王克俊在秘密安排组织;当最后与解放军达成协议时,代表傅作义签字的还是王克俊。
其次,阎又文和刘厚同均多次劝傅作义走和平谈判的道路。如前者在天津战役后,就曾为傅分析了时局:投蒋绝非上策,与马会和不通,第三条道路不可采纳。最终,阎又文指出第四条道路——跟共产党谈判。而后者曾多次建议傅作义走和平谈判的道路。第一次是1948年2月,刘就天下大势向傅分析到,蒋介石政府政治腐败,官员腐化,恐怕灭亡近在眼前了。第二次是1948年10月,刘明确劝傅说,现在国民党东北不保,中原残破,天下为谁之有已清楚了。你居华北五省战略要地,似应速有决策,以慰四方之心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务之急莫过于提倡和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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