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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业革命造成的英国社会结构变化

南京大学钱乘旦

（一）

工业革命前，英国的社会结构有许多明显的特点。

首先，农业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人口的多数以土地为生，居住在农村。交通落后，消息闭塞，过着田园生活。从表面看，仿佛与中世纪别无二致。但在表面之下却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首先是贵族地主改变了剥削方式，而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法了。贵族中有些自己就是农场主和农业改革家，他们采用先进技术，发展农业生产，获取大量利润。号称“芜菁唐森德”的唐森德勋爵，就是这批人的代表；就连英王乔治三世也用“农夫乔治”的笔名给《农业年鉴》撰稿，鼓吹技术改革。还有许多人把领土划成小块，分块出租，造成大量中小农场和租地农业家，他们自己则坐收渔利。笛福曾记载阿里斯伯里地方有一片“出色的牧场”，以一千四百镑的年租出租；艾密斯伯里附近则有一块出租草地，“单为牧草”就收取十二镑一英亩。由于土地的重要性，大土地贵族是全国最富、最有势力的集团。例如纽卡斯尔公爵的收入一年不下十万英镑，小一点的土地贵族，收人也在一万镑上下。为适应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议会从安妮女王时期起，就通过一项项圈地法令，用暴力剥夺农民，使他们变成工资劳动者，或者离开上地。但此时土地尚未圈完，敞田制还大量残存，农民仍可依照旧传统在田地上放牧拾草，弥补家计。

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其中最重要的是毛织业。但除了炼铁、采矿，所有的手工业都是分散的，星星点点，散布全国。城市很小；除伦敦之外，在现代人眼光中都只是乡镇。此时的手工业，除了根深蒂固的行会传统外，最大的特点是商人控制生产。手工工匠从商业资本家那里领取原料，进行加工，在一定期限内交回一定数量的制成品，并领取工资。商人们还往往出租生产工具，折取租金。在这种形式下，工匠们表面上看来各自独立，与中世纪无甚差别；实际上，产品已归商人所有，而散居各地的工匠只是商人的雇工而已。

确实，商业是当时最活跃的经济部门。成百上千的内地商贩，赶着成群驮马，在崎岖的小道上奔波往返，把原料和百货运进制造业区，又收走各家各户的手工产品，运往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再由更大的商人转运出海，把英国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向全球。如果没有商人这个活跃的阶层，英国一定还是四分五裂的中世纪社会，绝无统一市场可言的。

如果说乡绅是乡村的主人，那么商人才是城镇的主人。1739年出现的一份小册子上说：“在英国，没有一个港口，很少有一个内地城镇，是没有这样一批冒险家的：这些人出口大量货物，并直接与大多数欧美商行作生意。”在社会财富的阶梯上，除了大土地贵族，就数商人最富。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要想发财，就必须经商，这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重商主义理论盛行，商业“使富人的人数加倍增长，使我们的地产比以前大为值钱，并且在地产之上，又加上另一笔财产，它也和土地本身一样值钱”商业还带来“一个附加的帝国。”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商业的。

政府一系列经济措施都是为保护商业利益而制定的。航海法，限制殖民地贸易的条例，禁止海员在外国商船上工作的法令，大力发展海军的政策等等，都是重商主义的表现。沃尔波尔说的很清楚：他的经济政策是“使我国制造品的出口及制造它们所要用的商品的进口尽可能简单易行，这样就能保持贸易平衡对我国有利，增加我国航运，并使我国很大一批穷人得到工作。”老威廉·皮特也说：“我要把美洲的重要性说给你们听；它是一个双重市场：既是一个消费市场，也是一个供应市场。”可见历届政府多么重视商业！

商业利益和土地利益互相勾结，形成一个寡头集团。有许多贵族从事巨额海外贸易，或参加伦敦的商业活动，他们的幼子则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更有许多商人，拨出自己的红利，买下土地成为地主，作为政治上进身的阶石。婚姻的沟通更为频繁；经过几代人之后，地主和商人几乎不分彼此。朗斯代尔伯爵是个做土耳其生意的商人的曾孙；伦敦商人约翰·肖特的女儿，则嫁给康韦勋爵和沃尔波尔，连著名的首相老威廉·皮特也出自东印度公司的豪门巨富，他的祖父是马德拉斯一个富有的总督，他自己则封查塔姆勋爵。正如笛福所说：“商业在这里远不是与绅士不相调和的，简而言之，在英国，商业造成绅士。因为，在一代或两代人之后，商人的儿辈，或至少是他们的孙辈，成了和那些出身最高、渊源最古的世家子弟一样卓越的绅士、政治家、议员、枢密员、法官、主教和贵族。”

对这样一个寡头统治的社会，法学家布莱克斯顿倍加赞赏，说它“设计得如此聪慧，培植得如此强壮，完成得如此高超，以致很难有赞美的言辞，来准确恰当地形容它。”这些话确实道出了商业——土地集团的心声，他们幻想着这个制度能

1760年时，除伦敦之外，只有布里斯托尔的人口在五万以上。但到1831年，格拉斯哥已是二十几万人口的大工业都市了，有三百二十八部蒸汽机，分装在六十多条汽船和一百零七家纺织厂中。1841年，大伦敦人口二百二十三万九千，是八十年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