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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上的革命

——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业企业的劳动竞赛

■林超超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业企业中的劳动竞赛，是提高生产效率最常见的手段

之一，透过它可以考察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微观运作与产能效益。事实上，改革前中国

的计划经济自有它的激励机制和效率考量，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正

是当局在意识到企业（单位）外部与市场隔离、内部缺乏自主经营权和增效动力的体制

缺陷时采用的一种直接针对劳动者的激励增效办法，但是，国家未能有效减少来自单位

组织及其成员的体制内博弈行为所带来的损耗，以至于将旧体制下的中国经济送入了

高增长、低效益的漩涡之中。

［关键词］劳动竞赛效率激励体制内博弈

一、前言

近三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划时代意义被不断强调与认可，改革前三十年的中国

计划经济体制也在以近乎反面教材的面目被反复提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低

下的经济效益成为后人对于那个时代的普遍印象。研究者在论其成因时，大都明示或

暗含了一种观点，即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微观经济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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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不足，是造成经济运行当中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笔者在这里并非想为改革前的

经济发展模式翻案，但必须指出的是，既有的认知都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一个前提，即

一旦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就可以获得效益型的经济增长；同时否认了一个可能，即

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增效为目标的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从个体理性与集体行动的角度，质疑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

劳动激励不足的成见，认为恰是在劳动激励下个体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导致大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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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劳动的出现，从而降低了集体经济的收益与效率。笔者对这一解释本身基本表示

认同，尤其在劳动监督更易于实现的工业组织内部，工人的劳动强度较前集体化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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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

确有了显著的提高，不过，论者着力于劳动者的观察与讨论，恐怕还不能充分解释中国

集体化经济的低效问题，在国家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的其他博弈方，如“单位”及其科层结

构（在城市以企业为代表，在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代表）、地方政府等微观经济主体，显然

不能被忽略。

对历史问题的解释首先需要还原历史场景，我们不妨进入生产场域思考这样一些

问题，那就是1949年后的新政权是如何组织基层单位和个人投入生产，同时后者又是如

何做出反应的，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回答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发

展的症结所在。在下文中，笔者就将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作为生产动员最常见手段之

③

一的劳动竞赛的探讨，以上海工业为例，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实证性的分析与讨论。

二、生产动员与劳动竞赛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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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动员经验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或更早时候出现的生产运动，培

养出了像吴满有、赵占魁等一批来自不同行业的劳动模范和典型人物，其中，影响最大

的当属赵占魁运动。赵占魁本人是西北农具厂的一名翻砂工人，他的劳动干劲和先进

事迹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重视和表彰，毛泽东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号召“发

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此后，赵占魁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蔓延开来，先后

涌现出了甄荣典、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