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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和粮食安全思考

“民以食为天”。几千年的历史证明，粮食安全事关民安邦固。作为一个人均资源并不富足的国家，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是困扰中国政治家们几千年的一个难题。回顾中国历史，因粮食问题轻则引起社会动荡，重则引起政权更迭的都不乏其例。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人艾奇逊就说，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政府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人民的吃饭问题和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建国5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跨3亿吨、4亿吨、5亿吨三个台阶，总产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价说，一个可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的国家，却养活了占全世界22%的人口，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然而，世界粮食生产形势仍然堪忧。

去年以来，不少国家遭受了自然灾害，国际粮食价格飚升，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粮食危机，部分发展中小国深受其害。这次危机像一场“无声的海啸”，使33个国家面临社会动荡，一亿多人再度陷入贫困。我国由于近几年来农业连续丰收，去年粮食总产量达10000亿斤以上，是历史上第四个过万亿斤的丰产年，储备粮为3000亿斤到4000亿斤，库存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倍。这一危机对中国威胁不大。但是在变化的新形势下，应当看到：我国现有总产的基础并不稳定。因自然灾害粮食总产量有起有落甚至大起大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传统能源的短缺引发生物替代能源的出现又在消耗着大量的粮食。作为举世仰慕、给予厚望的发展中大国，在当今世界仍有十亿人口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我们所肩负的国际责任一定会越来越重。人口增长、耕地减少的矛盾一时也难以解决。面对当前的形势，非常明显，在相当长时间内世界范围内粮食供求矛盾似乎看不到缓解的趋向。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缺失忧患意识，盲目满足于已有粮食的现状，轻视国家的粮食安全是危险的。因此，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粮食单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现阶段我们认为应该突出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一、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尚不完善，创新土地产权势在必行

在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曾经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最大“亮点”，发挥过巨大的政策威力。但是，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家庭土地联产承包经营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一面日益突出。

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的产权归农村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和农村的现实存在着很大差异。目前，农村的土地所有权虽然在法律上明确了归集体所有，但使用权（即耕作权、种植权）掌握在农户家庭，处置权实际上掌握在地方政府或少数干部手中，农民很少有发言权。这种法律和事实上的矛盾，引发了不少扭曲现象：一是当政府强调粮食生产时，农民响应号召多种粮食。在农民出现卖粮难时，政府出台的很多关心措施往往得不到落实，农民种粮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积极性受挫。二是当政府强调增收，鼓励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粮食总产出现减少、市场供应紧张时，国家又不断发出强调稳定粮食生产的最强音，农民对调整结构、增加收入的愿望受阻感到困惑。三是当农村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现增产不增收，城乡差别继续拉大时，国家虽然及时采取了财政补贴和减免税收等政策，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生产资料涨价远远超过了国家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一点点好处。农民还是抱怨种粮吃亏。四是当国家倡导走产业化道路，希望通过扩大农产品的商品量、提高附加值，达到农民增产又增收的目的时，万万没有想到各种各样的开发区、加工区纷纷出现，大量的基本农田被占，并由此引发了农民群访案件接连不断，政府开始收紧了土地管理权限，强调全国保持１８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动摇。当政府鼓励土地流转，提倡走规模化经营时，农民又疑虑重重，生怕失去自己仅有的一点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到归大堆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此外，农民缺乏投入基础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的长远打算。目前的农民收入水平只能维持当年的简单再生产，现有的承包土地又不能抵押变现，融资和再融资的障碍很多，根本不具备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有些补贴相反助长了农民对国家投入的依赖性。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土地的原则使市场机制在配置土地资源方面不能发挥基础性作用；陈旧落后的小农意识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创新实践；国家的意志和农民承包土地的自主经营权难以协调统一。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公信力也受到一定影响。也暴露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着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不统一的弊端。因此，创新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完善农村的土地管理政策，是关系粮食增产和国家粮食安全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适应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国家调控能力亟待提高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粮食的价格和其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