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ppt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Q1刘易斯拐点含义与识别Q2基于剩余劳动力标准的讨论Q4中国特殊制度安排影响Q3基于工资变动标准的讨论研究思路刘易斯转折点判断标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农民工实际工资的上涨01Options标准一的论据1)蔡昉以《中国统计年鉴（2005）》提供的4.96亿乡村从业人员为基数，扣除已转移的2亿人、估计农业生产按照目前劳动生产率需要的1.8亿劳动力，其余的50%是40岁以上劳动力，因此，40岁以下真正的农村剩余人口大约是5800万；2)接着，考虑了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趋势，在1970-201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的增长率，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供给将持续偏紧。劳动市场已经对此作出了反映——民工荒；Options02Options对于蔡昉方法的质疑1估算农业究竟需要多少劳动力时，基本上是假定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因此计算出农业需要劳动力高达1.78亿~2.28亿。但是留守农业者可以通过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农业技术进步和机械化来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或者说农业将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大大降低其对劳动力的需求。2提出超过40岁以上劳动力未来转移困难的观点，但这种情况在当前之所以存在，恰恰是目前的制度环境存在问题。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很多农民工在城市度过黄金年龄段步入中年后，就不得不因为家庭原因和用工制度原因返乡，后者是指城市劳动力用工部门只招聘黄金年龄段的劳动力，基本不录用40岁以上的劳动力。其他估算1、Kwan,IslamandYokota以及MinamiandMa使用生产函数方法估计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都发现农村还有上亿的剩余劳动力。2、国家统计局：孟昕也指出，如果将农村外出劳动力定义为16~65岁在镇外县内，县外省内和其他省份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中国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是1.14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2%；2004年，这两个数据分别达到1.18亿和23.8%；2005年，这两个数据分别达到1.258亿和25%。2009年这一比例甚至下降至23%。3、产业对比角度：王庆也指出，2008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35%，是韩国和日本相当发展阶段的1.7倍和2.0倍。中国二、三产业劳动力生产率一直保持在第一产业的4.5～5.0倍的水平，这就说明：第一产业在中国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仍过高，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过剩仍十分明显。02Options03Options标准二：工资变动标准二：工资变动在四年之间，5个城市平均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提高了32.2%，超过城市劳动力的小时工资上涨幅度19.6%，意味着普通劳动者短缺程度的增强。标准二：刘易斯拐点没有到来的论据同时，农民的恩格尔系数是较高的，食品价格对他们的影响更大，至少从2002年开始，居民的食品消费价格指数往往超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并且在2004年、2007-200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增加4.8%和5.9%，但是食品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增加了12.3和14.3%。考虑到这一因素，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无疑还会下降。这些一定程度上是市场机制在纠正劳动力市场上的偏差货扭曲带来的结果。标准二：刘易斯拐点没有到来的论据农民工资的变化是和生存工资相联系的，需要识别这种工资上涨究竟是来自劳动边际产出的提高还是来自生存工资水平本身的提高。生存工资内容发生了变化，工资水平当然会有上升的趋势。刘易斯模型探讨的是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变化，因此需要选择适当指标来刻画这一部分的农民工的工资。以建筑业工人作为代表，根据北京工程造价信息，他们的日工资从2000年第一季度的35~42变动到2007年5月的42~47元，上涨有限。01Options标准二：刘易斯拐点没有到来的论据1)在中国特定的转轨过程和制度背景下，劳动力工资趋势性上涨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本质上是两个不能等同的问题。要分析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原因，必须结合中国当前的转轨阶段和制度背景来考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一方面农村还有较多剩余劳动力，而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却已经明显偏紧的“刘易斯拐点悖论”2)中国目前面临的城市低端劳动力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户籍与相关公共服务体制所带来的一种制度性短缺Options02Options户籍制度的介绍1、随着就业市场化和非国有企业成为城市就业的主要创造者，就业也逐渐与城市户口脱钩。2、当前阶段某地城市户口主要意味着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