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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论视角下《桃花扇》英译本比较研究

一、研究背景

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近年来，随着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翻译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同时认识到戏曲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自2010年起，戏曲相关研究不断丰富，研究对象包含豫剧、京剧、昆曲、黄梅戏等多个剧种，其中，四大戏剧更是研究成果颇丰。《桃花扇》作为昆曲代表之一，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文化特色，有不少学者对其展开翻译研究。

然而，现有研究中，学者多从译文文本出发，分析译者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评价译文的优缺点，较少从社会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出发，研究其对译者的影响。昆曲作为戏曲剧种需要进行舞台表演，翻译过程中不乏有赞助人的参与，同时由于译者国籍的不同，翻译时很可能受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影响。因此，戏曲研究应该考虑外部因素，以完善相关翻译研究。本研究以昆曲代表之一——《桃花扇》的许渊冲、许明译本（以下简称“许译本”）和石俊山译本（以下简称“石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操纵理论三要素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同时总结许氏父子和石俊山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策略，以期为以后的昆曲翻译提供参考，丰富昆曲翻译研究的视角。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四大古典戏曲一直是中国传统戏曲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戏曲丰富的文化内涵、多样的表现形式、跌宕的人物剧情吸引了大批学者。到目前为止，从中国知网检索可以查到700余篇四大古典戏曲翻译研究相关论文，但《桃花扇》的翻译研究仅20余篇，较少有人关注，且现存研究多集中于剖析译者所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探讨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目的。受文化图式理论启发，有研究选取《桃花扇》阿克顿译本中“文化图式差异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指出译者通过归化译法，可以激活目标读者已有的文化图式；通过异化译法，可以建立目标读者新的文化图式，丰富目标语文化（贺晓2022）。除了在翻译过程中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外，副文本因素对《桃花扇》英译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译序和译注不仅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还帮助读者加深了对原文的理解（张婷婷2020）。之后，有研究以多模态理论为基础，将阿克顿、陈世骧和白之合译本，石译本及许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在视觉模态上，阿陈白合译本更生动、形象，而在听觉模态上，许译本更能体现原文的音韵美（张小雪2021）。

针对《桃花扇》的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研究角度仍然比较单一。以上研究均以文本为研究重点，解析译者使用不同翻译策略达到的效果，总结不同译者的译作特点，并没有挖掘文化背景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往部分研究探讨了操纵理论对翻译过程产生的影响，无论是诗集、歌词还是小说、杂志，都可能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观及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对比分析《桃花扇》许译本与石译本，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1）意识形态、诗学观、赞助人在译者翻译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2）在操纵理论的影响下，许氏父子和石俊山分别采用了什么翻译策略？

三、理论基础——操纵理论

20世纪末，著名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Lefevere1992）提出“翻译即改写”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支配，同时对意识形态、诗学观及赞助人三个主要因素进行了阐释。

意识形态通常指反映特定经济形态、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包括人们的政治、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通常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和地域性。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同时会影响他们对原文的解读。诗学则是目的语的文学系统对译作的操纵。勒菲弗尔（2010）认为，诗学系统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各种文学手法、体裁、主题、典型人物、情景及象征等；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后者主要影响文学作品的主题选择，即文学作品的主题必须与社会文化系统相关且一致。赞助人会对文学系统产生双重影响。赞助人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也可能妨碍、毁灭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宗教集团、阶级、出版社等。赞助人是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时刻操纵着翻译活动，对其走向、发展前途、译者的社会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

《桃花扇》作为昆曲名作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及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社会背景、主流思想、翻译目的均会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剧作有著述和剧本等多种形式，对译作内容的表达、手法的采用也具有限制作用。《桃花扇》的英译过程离不开意识形态、诗学观及赞助人的参与，因此从操纵理论视角开展《桃花扇》英译本的对比研究是完全可行的。

四、操纵论视角下两译本比较研究

操纵理论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