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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哭的那天

在很久以前一个昏暗的冬天，我放学回家，心中充满了期待。我腋下夹着一期新的我最爱看的体育杂志，再者，家里没有别人打扰我。爹在上班，妹不在家。妈刚找到新工作，还得过一个小时才下班。我跳上台阶，冲进起居室，啪嗒一声打开电灯。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妈双手捂着脸，身子紧缩成一团，坐在长沙发的那一端哭泣着。我见妈哭还是第一次。

我小心地向她走去，轻轻怕她的肩膀。“妈，”我说，“怎么啦？”妈深深吸了一口气，强作微笑。“没什么，真的。没有什么要紧

的事。只是我这份新工作要丢了。我字打得不够快。”“可你上班才三天，”我说。“你会熟练起来的。”我这是在重复

她讲过上百次的一句话，每当我学习或做一件与自己关系重大的事情而遇到困难时，她总是这样跟我说的。

“不成，”妈黯然神伤地说。“过去我总是讲，只要我下决心，什么是都能干成。现在我仍然认为大多数的事我都能做。但打字这件事我干不了啦。”

我感到无能为力，而且十分尴尬。我虽然16岁了，但仍然以为妈妈什么都能干。几天前，当我们卖掉农场，搬到城里住的时候，妈决定开办日托儿所。她过去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这并不能阻碍她。她写信要求参加幼托函授课程，学习了六个月就正式获得从事这项工作的资格。不久她的日托所招生额满，而且还有不少小孩登记等着入托呢。我觉得凭妈的能力，办成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无论是托儿所或是我父母后来购买的汽车旅馆都不能提供

足够的收入供我妹妹和我上大学。两年后就该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了。再过三年，妹妹也要上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妈拼命想办法攒钱。很清楚，爹已尽了最大努力——除了一份全日工作之外，还耕种了80英亩地。

我们卖了汽车旅馆没几个月，妈搬回了一台旧打字机。这架打字机有时要跳字，键盘也很松。那天吃晚饭时，我把这台机器说成是“废物一件”。

“我们只买得起这样旧的，”妈说。“学打字用是够可以的了。”从那天起，餐桌一收拾，盘子一洗，妈马上到她的缝纫间去练习。有几天，那缓慢的嗒、嗒、嗒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午夜。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我听说妈在电台找到一份工作。我一点也不惊奇，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妈却欣喜万分。

星期一，妈第一天上班回来，我发觉妈的高兴劲儿已经烟消云散。妈绷着脸，看上去很疲劳，我没对她做任何表示。

星期二，爹做晚饭，收拾厨房。妈待在缝纫间练习打字。“妈还好吗？”我问爹。

“妈打字碰到点困难，”他说，“她需要练习。我想，如果我们在家多帮一点忙，她会很感激的。”

“我已经做得不少了。”我马上警觉起来，说道。“我知道你做得不少，”爹心平气和地说。“说不定你还得再多干

一点。你要记住，她现在工作主要是为了能供你上大学。”

老实说，上不上大学我并不在乎。我真希望妈一点也不要把这事

放在心上。

星期三，当发现妈哭时我所感到的震惊和窘迫，完全表明了我对妈所承受的压力是多么的不理解。我坐到她的身旁，慢慢开始理解了。

“我想我们都不免有失败的时候，”妈平静地说。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痛苦，也感觉到她在极力抑制着由于我闯进来而被打断的强烈情感的发泄。突然，我心里一酸，伸开双臂，把妈搂在怀里。

妈再也控制不住了。她把脸贴着我的肩膀，抽泣着。我紧紧抱着她，没有说话。我明白我是在做我应该做的和我所能做的，这就够了。妈非常激动，我感到她的背在颤抖。就在那一时刻，我第一次明白妈也有弱点。她还是我的妈，但又不仅如此；她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普通个人，会害怕，会受到伤害，会遭到失败。我感觉到她的痛苦，就像我千万次在她怀里寻求安慰时，她感到我的痛苦一样。

一周过后，妈找到一个卖纺织品的工作，工资只有原先电台的一半。“这是一个我能胜任的工作，”她简单地说道。但在晚上，她继续在那台绿色的旧打字机上练习。如今，每当我在夜晚走过她的房门前，听着她那一刻不停的嗒、嗒的打字声时，我的感情与过去迥然不同了。我深知，在那个房间里进行着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妇女在学习打字。

两年后我上大学时，妈找到一份薪金比原来高但责任也比原来重的办公室工作。使我不得不相信的是，妈不可思议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竟与我所学到的一样多。因为几年后，我大学毕业、自豪地受聘担任报纸记者时，她已在我们家乡的报社里当了六个月的记者了。

那台绿色旧打字机现在放在我的办公室里，至今没有修理过。它

是一件纪念品。但它所勾起的我的回忆与妈的不尽相同。每当我写文章遇到困难想打退堂鼓时，或是自叹不走运时，我就往那台破旧的打字机里卷进一张纸，像妈当年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吃力地打着。这时，我回忆起的不是妈的失败，而是她的勇气，她那一往无前的勇气。

这台打字机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好的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