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自助行为制度及其司法运用——兼对《民法典》第1177条规定之解读.pdfVIP

观点摘要

在我国的私力救济制度中，长期以来都只肯定作为自卫行为的正当防卫和紧急

避险的合法性，却未明确规定自助行为的合法性。当权利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他

人侵害而不能协商一致时，需要寻求救济途径加以解决，进入司法程序为最终

的救济方式。但在特殊情况下公力救济仍缓不济急时，法律应当赋予权利人一

些自救权利。新颁布的《民法典》旗帜鲜明地规定了民事自助行为的合法性，

填补了长期以来的立法空白，应当正确理解并加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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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颁布之前，我国民法针对私力救济（或曰自力救济）只肯定了作为

自卫行为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其体现在《民法通则》第128、129条，后

来的《民法总则》第181、182条以及《侵权责任法》第30、31条之中，但对

民事自助行为却一直没有规定，甚至在《民法总则》出台时，仍未对自助行为

作出规定。

值得庆幸的是，《民法典》正式确立了我国的民事自助制度，第1177条作出

了明确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

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

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

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不仅是民法学者、司法实务者长期呼吁的结果，而且也是多年来对该行为社

会认同性之博弈的结果。

事实上，自助行为是人内心朴素的正义观、秩序观之行为体现，法律完全没必要绝

对禁止权利主体采用自力救济手段排除妨碍与危险、实现自身权益，其只应当通过

指定行为规则对行为加以引导、完善，使得个人的自助行为在不危及社会整体秩序

的基础上，解决非正义行为引致的困境。［1］有鉴于此，笔者拟通过对民事自助

行为入典之必要性和可能性，自助行为变迁以及适用该制度的条件进行阐释与解

读，希望在实践中能够正确地理解与运用。

一、民事自助行为立法之流源与变迁

民事自助行为由来已久，在国家权利救济力量较弱的时期，权利人实现其权利

往往只能依靠私力救济，而且这种私力救济方式的最好证明，就是历史上曾经

出现过的债务奴隶制。古罗马时期，《十二铜表法》中就有“债权人对不履行

债务的人可以视为债奴加以拘禁或出卖”的规定。

我国古代也很早就有关于自力实现债权的规定，如《唐律·杂律》中就有债权

人可以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对债务人本人或其户内男子实施拘禁，以令其

服劳役折抵的规定；宋、明、清诸朝也有类似规定。到了近代，随着社会文明

程度越来越高，民事主体的人格地位也越来越得以彰显，个人权益也逐渐得到

国家权力的保护且保护的范围和力度也逐渐扩大和增强。正因为如此，作为私

力救济行为的自助行为被认为是挑战国家公权的侵权行为而受到禁止。特别是

在近代的一些立法上，不鼓励私力救济逐渐成为普遍的立法理念，即在一般意

义上，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只能通过请求司法机关或其它可予公力

救济的机关处理，亦或与侵权人协商解决，若自行采取强制性措施，则为不适

法行为。

尽管传统的“私力救济主义”影响较大，但它毕竟是法制落后的产物。随着社

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自助行为不仅在实践中绝对不可避免，

而且完全否认自助行为也是有害的，于是传统的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转化的观

念又逐渐有所回转。

近代各国立法或者法律解释均有条件地承认自助行为，如《德国民法典》第229

条规定：“出于自助的目的而扣押、毁灭或损坏他人财物者，或出于自助的目

的而扣留有逃亡嫌疑的债务人，或制止债务人对有义务容忍的行为进行抵抗者，

如来不及请求官署援助，而且若非及时处理则请求权有无法行使或其行使显然

有困难时，其行为不认为违法。”《瑞士债务法》第52条第3款规定：“为

保全有权利的请求权之目的，自行保护者，如按其情形，不及请求官署救助，

惟依自助得阻止请求之无效或其主张之重大困难时，不负赔偿义务。”此外，

《奥地利民法典》《土耳其民法典》《希腊民法典》《泰国民法典》等也对自

助行为有所规定。在英美法系中，类似自助行为的规定，体现在“收回租借权”

和“取回动产权”方面。前者意味着允许出租人、出借人使用一定限度内的强

制行为，即不经法院首先确认其所有权，也不会对其适度的强制行为承担责任；

后者亦允许权利人使用适度的强制力，收回自己被侵权人取走的动产而并不负

民事责任。［2］

我国台湾地区也认同民事自助行为的合法性，其认为“为保护自己权利，对于

他人之自由或财产，施以拘束、押收或毁损者”，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