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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中国的小说源远流长，它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几乎与诗歌同步。然而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发展相对于诗歌而言，却是十分的缓慢。从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到六朝时期的志人志怪，经过了漫长的演变，直到唐代，传奇的出现，“唐人始有意为传说”，小说才正式开始。

唐以前的作者把小说作为记录奇文异事的野史一类来看待，粗陈梗概，不讲究语言的藻饰。《文心雕龙》详述各种文体，下及谐辞隐语，於小说一类却只字不提。说明在当时区分文笔，注意藻绘的风气中，志人志怪的小说，因缺乏文采而不为论者所重视。唐传奇情况则大不相同。鲁迅先生曾说过：“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他意者，甚异其趣矣。”（《中国小说史略》）唐传奇作者在吸收前人的传作经验之后，有意识进行文学创作，在艺术形式方面有了极大的改进，不仅“叙述婉转，文辞华艳”而且“篇幅漫长”意想丰富。

唐传奇中出现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面。从帝王到后妃、文武大臣到文人商贾、侠客商道、乐工伎艺、姬妾丫环各色人等。其中不少人物个性鲜明，有血有肉，如豪爽鲁莽、疾恶如愁的钱塘君，敢爱敢怒的霍小玉，以身殉情的步飞烟，有胆有略、果断机智的红拂女，见义勇为、不图报酬的柳毅，虚伪负心、见异思迁的张生等，都写得栩栩如生。一些人物的性格还有所发展，如崔莺莺初遇张生时便一见钟情，但深受封建礼教舒服的她，面对爱情时又犹豫不决，当她下定决心争取自己的爱情时却遭到了张生抛弃。莺莺被刻画得“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赵令畤《侯鲭录》）作者力图写出人物性格变化发展的环境条件，因而富有真实感。在唐传奇中塑造的典型人物中，即使是身份与环境相似，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也各具风貌，毫无雷同之感。如霍小玉和李娃，虽然同为妓女，却各具不同的性格。前者出身卑贱，受尽凌辱，敢爱敢恨、宁死不屈，表现了受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后者阅世较深，缠绵多情，不忘故旧，甘愿舍己救人。唐传奇还善于运用心里刻画、对比手法等使人物形象更为丰富传神。如《李娃传》中荥阳公夸耀郑生：“此吾家之千里驱也”；其后不认落魄的郑生，斥其“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最后郑生高中得官以后，又表示“吾与尔父子如初”，前后变化对比，活现出他残酷势利的嘴脸。刻画之细致传神，远非六朝小说可比。

唐传奇在发展的过程中，显然是吸收了当时流行的变文俗讲，民间“说话”的特点，受到了当时萌芽的市民文艺的直接影响，在六朝的“粗陈梗概”志怪小说的基础上提高到“篇幅漫长、记叙委屈”，有文藻、有波澜而且结构完整的阶段。如《柳毅传书》写柳毅为龙女完成传书使命，钱塘君杀了泾河小龙，救回龙女后，又陡生波折，平添钱塘君逼婚，柳毅严词拒绝一节。柳毅回家后连娶两妻皆亡，似与龙女无缘，不料三娶的卢氏竟是龙女的化身。作者围绕龙女争取婚姻自主这一主线安排情节，展开矛盾，波澜迭起，出乎意料，入乎情理，构思巧妙，体现了“作意好奇”的特点。

在语言方面，唐传奇一方面保存了自六朝以来一直流行的骈文的语汇和音节，使字句精炼严谨，音调抑扬可诵；一方面却又吸取市民文艺语言中朴素自由的特色，突破了骈文死板的四六对仗形式，减少了过分古雅的典故堆砌。这就恰好形成了最能为传奇小说那种既富有现实意义，又带浪漫情趣内容服务的一种特殊语言。如钱塘君救回龙女后，“洞庭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寥寥数语，钱塘君的性格、说话时的神情口气跃然纸上。

在唐传奇的一些优秀作品中，初步体现出古典现实主义与古典浪漫主义的结合，提出反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揭露腐朽的官场生活，肯定婚姻自主，强调爱情专一，正面鼓励人生解放，以及打抱不平等等追求个性自由的主题。在《霍小玉传》中，出身王府但沦落为妓女的霍小玉与出身名门望族的陇西才子李益欢会之初，即已从以往的遭遇预感到自己“一旦色衰，恩情移替”的命运，因此，“极欢之际，不觉悲至”，只求李益共度八年的幸福生活，然后任他“妙选高门，以谐秦晋”，自己甘愿出家为尼。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很快粉碎她卑微的愿望。曾与她约誓“死生以之，与卿谐老”的李益，一回家后，便背信弃约，另娶甲族卢氏为妻。小玉相思成疾，只求一见，李益却避而不见。最后黄衫豪士怒其“薄行”，将他强拉到小玉处。小玉悲愤交集，怒责李益，痛哭而死。故事通过对李益的批判，实际上是抨击和暴露封建门阀制度。作者对小玉的同情和赞美，是对当时社会发出的不平之鸣。黄衫豪士的出现，则是作者对社会主持正义的一种寄托。

唐传奇在我国小说史上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在思想内容的现实性及艺术手法、语言技巧等方面为小说的发展作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