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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拉家常】少校

没当过兵的人永远也不知道当兵是啥滋味，当过兵的人终生也忘不了这说不出的味。小时候只知道“解放军叔叔”光荣，当了18年的兵，我才真正懂得这“叔叔”并不那么好当。父母大人，走好

记得我当兵的前一天，母亲把我叫到跟前，从箱底拿出一个包袱，抖出了一件带孔的老式土布衣服，十分深沉地对我说：“这是你外公被日本人刺死时穿的，放了快50年了，我一直舍不得扔掉，你当兵要好好干，可别叫那小日本再欺负咱中国人……”母亲是苏北人，12岁那年和外公、舅舅逃难来到了我的家乡宜兴，在我们家当了童养媳。后来，她在茅草棚里和我父亲完了婚，后来，她又送我父亲和舅舅参加了新四军，再后来，舅舅在新四军北撤时死了，父亲直到抗美援朝结束才回家。家庭的重担早把她压得未老先衰，不到40岁时头发就花白了。

父母老了，我长大了。1978年冬，正在家里指望我挣工分的的候，我义无返顾地响应号召，加入了保卫祖国的行列。火车“呜”的一声叫，就把我们百十来号身强力壮的青年拉到了地处北京郊区的海军某部新兵营。部队多了一个新战士，家里少了一个壮劳力。我当兵后家里的生活一直过得很清淡。当兵那阵，战士每月只拿6元钱的津贴，我只好吃了跳蚤留后腿，再省下两三元寄回家里。政策放开后，母亲在门前支了个锅，每天早晨摸黑起床和父亲一块炸油条，天亮了再拿到工地上或挨村挨户去卖。

有一次，母亲被拖拉机撞坏了腿，躺了—个月，又艰难地拄着拐杖去卖油条，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署天天如此。村上人见了老说她：“你这个老太太，都快70了，儿子又是军官，还一瘸一拐出来卖啥油条。”母亲这时总是默不作声。她知道我当兵没存几个钱，将来成家都很困难，但她从不对人说这些。村里人问起我的情况，她总是说儿子很出息，早当上连长了，还带了一百多个小兵呢。我探家时，她总是先问我这趟能在家歇多少天，并找这个说媒，请那个介绍，为我张罗对象。在她的不懈努力下，我这个家里穷得叮当响的大兵，27岁时总算扒扒拉上了一个对象。母亲不识字，从未出过远门。她问我：火车要多少人烧才能开。皇帝住的地方你去过吗，是啥样。听说毛主席死了那么多年还像原来那样，是真的。每当到我该归队的那天，母亲早早就起了床，把我的早饭做好，举着一盏灰暗的小油灯亲切地唤醒我：“起来吃点，早点上路。”然后，父母又默默地把我送出门。

前年我探家时，父亲早已躺在床上不能下地了，母亲虽然还能走几步也是硬撑着。那口炸油条的锅已被他们用旧报纸包好，等待身体好了再用。每当收到我要探家的信后，母亲天天拄着拐杖在村口等。我多次劝她们到医院看看病，他们总是说：我们这把老骨头不用看了，你当兵也没几个钱，还是省点吧。我能在父母身边多呆一天，就可多减去一份不孝的罪过，可部队铁的纪律就像高压线，碰不得，更摸不得。二老反而劝我：“你放心走，不要为我们担心。部队上要是忙，你就别回来看我们了。”我心里清楚，父母这个样子，我是见一面就少一面了。

去年4月27日，我收到了父亲病逝的电报，其实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赶回家时，老人家已入土了。母亲告诉我：“来送你父亲的亲戚很多，多等你一天，家里花费就多，所以没等你。”就这样，父亲临死我也没见上一面，只能在他坟前多烧几张纸。当兵的，有许多人就是像我这样。

归队前，姑妈告诉我。“侄子，老俩口在同一年去世的很多，妈妈已病成这个样子，你要有个准备。”我又能准备啥呢。母亲此时已卧床不起，我临走时她直掉眼泪，眼睛都哭肿了。

父亲走后不到4个月，母亲去世的噩耗传来了。在北京站，我哀求工作人员给补了张站票，一路站着流泪，我总想母亲不会这么快咽气，也许她还能睁开眼看看我……

当我下了火车、又坐汽车，三步并着两步赶到家时，母亲已无声无息地躺在门板上，脸上盖着一张草纸，掀开后，看

到母亲脸色苍白，瘦得皮包骨头。她再也不能听我讲部队上的事了，她再也不能为我做临行前的早饭了，她辛辛苦苦养育了我，还没等我有机会报答就去了。

我跪在母亲坟前，流尽了所有的泪。她活着时舍不得花钱来北京，没见过儿子战斗、生活过的战舰和海洋。安葬完母亲后，我包了一把母亲坟上的泥土，来到故宫、来到毛主席纪念堂、来到长城、来到了远航的军舰……

反正我不离婚

在祖国南海有一种贝，人称虎斑贝。它们总是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但不像鸳鸯鸟那样公开浮在水面卿卿我我，而是很含蓄地沉在海底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默默相爱。当其中一只生命结束时，深深爱着它的另一只绝不会苟且偷生另寻新欢。人们只要在沙滩上寻到一只虎斑贝，就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与它相爱的另一只。我把一对美丽的虎斑贝用红绸包好送给了妻子。

有人说现在离婚最多的是大款、大腕，真次是一般工人。前者是钱多烧的，后者是没钱闹的。而军人尤其是长期两地分居的军人，一缺钱二缺感情，其婚姻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军人找对象，大多数人条件并不高。一位战友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