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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恶对事-以善对人-姜汝祥

姜汝祥：以恶对事以善对人

在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中，经常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标语，或者看到这样的企业理念，比如“先做人，后做事”，“品质就是人品”，“实实在在做事，认认真真做人”，如此等等。这说明，人与事是管理中最重要的两大要素，每个企业家都把自己对“人与事关系”的理解，应用到实际的管理中。

以法治企

“人”与“事”严格地说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这个问题其实在西方的大部分公司中不是问题，“就事论事”是西式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在中国的大部分公司，特别是民营企业就很成问题。可见“人与事”关系本身并不是问题，而真正有问题的是深藏于我们血液中的“文化惯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内陆国家，以耕作为核心的小农经济对人际关系文化有着内在的要求，那就是“以道德替代管理”，这不仅符合皇权“家天下”统治者的需求，更符合以家庭为基本经济组织单元的被统治者的需求。为了保证“家庭”这一组织的绝对稳定，以家长为核心，以邻里关系为辅助的道德伦理就远比管理更重要。

市场经济是以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为基本特征的竞争经济，企业这样一种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企业要有竞争力，前提是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的要求，去整合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等要素来获得最大产出，管理是为资源的最大产出服务的，这就明确了管理的基本逻辑：先确定做哪些“对的事（dorightthings）”，并明确做这些“对的事”的基本流程与方法，再探讨如何组织人把事做好（dothingsright）。

建立在这样一种逻辑关系之上，我们提倡的科学管理方式是：以恶对事，以

热衷于推行“六西格玛”的GE前CEO韦尔奇，说过这么一句话：“六西格玛不是关于平均数的问题，而是关于方差或波动的问题。”韦尔奇在这里显然是把“波动”上升为管理的基本问题，他甚至这样解释：“一旦你明白这句简单的格言——波动是糟糕的之后，你就是一个60%的六西格玛专家了。剩下的40%就是去除那个糟糕的部分。”

这就是说，“以恶对事”是一种预防管理，预防意味着在事件发生之前采取行动，把如何行动用流程提前固定下来，而不是事中或事后做出反应，把企业管理者培养成“救火队长”。

严爱文化

以善对人，讲的是“以人为本”，对人管理的起点是“严爱文化”。

与做事不同，在人的意义上，追求的是在做事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比如在检查的层面上，对事要设想人可能会“腐败”，会“偷懒”，但在人的层面上，检查与监督体现的却是“关爱”，所谓的“爱谁，就检查谁，害谁，就纵容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意味着，我们在企业要培养一种“严爱（严格规则就是爱）”的文化。中国现在被刑事处罚的官员越来越多，官位越来越高，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法治的力量在加强，但另一方面却反映出我们的体制不是基于“严爱”，而是基于道德说教的“溺爱”——权力不约束，害了官员呀。我不太相信有那么多官员腐败都是出在“人心”问题上，我更相信这是由于制度监督不到位，导致“以善对事，以恶对人”。

法治文化便是“严爱文化”，西方企业制度中有不少基督教的原罪精神，社会学大师韦伯很早就指出，西方企业制度与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源于基督教的原罪文化。所谓原罪，讲的是：人就是人，是人都会犯错，没有人不犯错。既然大家都会犯错，那我们基于对错误制定的规则之上的“爱”便成立了。

我想，这就是对事要讲规则，讲规则要从抑制人性中基于“原罪”的“恶”出发，反过来，对人要宽恕，要慈爱，既然是人就要犯错，如果多有些敬畏之心，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爱就产生了。

以善对人，讲的是一种利他的合作文化，一种“利他就是利己”的团队文化。

按管理大师德鲁克的说法，企业的使命是创造客户，这一使命显现是通过员工去实现的，没有员工，就没有企业。从更大的范围上讲，企业的员工其实也是整个社会客户的一部分，企业的终极目的中当然也包含了员工价值的实现。所以，尊重员工，善待员工，帮助员工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从而获得员工的认同与自愿的付出，这显然是企业最基本的管理要求。

更重要的是，世界千变万化，环境日新月异，市场的不确定性每天都在增加，特别是中国大部分企业正从以产品为核心的制造体系，转型为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企业中大量的行为并不是事先可以规划好的，对客户需求的变化更需要每个员工的创新行为来适应。

这就是“以善对人”所包含的另一种意义，在这里显现有一个顺序，在做事前，要讲科学分析，讲流程优化。但做事的过程中，却是要以人为本，讲合作，讲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种时候，就要假定人性是善良的，如果在与同事合作，或者说上下级一起配合的时候，再以“恶”对人，去假定别人会算计你，会陷害你，那合作起来的成本就会非常的高，事情也就难以进行下去。

以“善”对人，就意味着要抱着一颗合作的心，敞开胸怀接纳别人，